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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IP创作的文化伦理反思
2017年10月19日 16:16 来源:《艺术百家》 作者:袁智忠 孙玮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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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近两年来,中国电影的IP创作持续升温,IP改编电影票房日增。但是,如何有效规避“市场迎合主义”带来的不利风向,推动IP改编电影美学品质提升成为当下学术关注的热题。对此,文中认为,当下的IP热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影视创作文化伦理层面的美学失范。盲目追逐IP改编,忽视电影产业的自身发展规律,这是极其危险的。电影的创作应更加关注其本身的“质量”合格和影像本体的美学品相,遵从电影的文化伦理规范,反思时代文化与民族精神所承载的价值内涵,进而提升中国电影的艺术品相与文化品质。

  关 键 词:电影艺术/电影创作/中国电影/IP创作/文化伦理/艺术规律

  作者简介:袁智忠,孙玮,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重庆 400715

  标题注释:本论文为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西部项目“青春电影的道德价值审视与重建”(项目编号:15EC17)阶段性成果之一。

  伴随IP思维创作的持续升温,产业资本拉动刚需的盲目投机对电影创作产生了负向影响,对中国电影整体的美学“品相”提升不利。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应该是具有独特艺术“品相”的,它的韵味带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它的气质因丰富的情感表达而弥足珍贵[1]。2015年是中国电影的IP元年,也是其改编电影大放异彩的一年,风口的有力风向加速了这股热潮的涌动,但是电影文本价值的创作并不似市场营销中“风口上的猪”那样简单粗暴,它的风险不仅在于单个作品的票房价值,更在于其改编IP文本的隐性价值与可持续开发回报。每个优秀的IP文本背后都是一座富矿,它凝聚了一个人甚至是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如红色经典文本《智取威虎山》,其创作从原始的故事素材到曲波的《林海雪原》,再到经典电影、革命样板戏以及戏曲、电视剧等,最后到徐克的同题材版本电影,它的每一次改编都打下了创作者的艺术气质与时代烙印,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每一个版本都让人耳目一新,具有鲜活的生命气质,以至于远在香港的徐克在上世纪看到这个故事的影像便在心中种下了改编这部作品的念头。所以,无论是经典文本的互文性呈现还是网络时代IP改编的影像化创作,其核心质素都是对题材故事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其创新机制则基于对经典文本的批判继承和时代精神的正向观照,而不是创作的盲目跟风与短视的文化资源消费。当下的IP热则深层面反映了我国文化伦理层面的创作失范,应照了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提到的“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创作现象。

  影视作品的创作活动是社会文化的重要内容,“无论是高度抽象的哲学创造,还是轻松愉快的娱乐休闲,都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包含着某种社会价值精神,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应该如何认识与对待宇宙自然、生活世界、人生生命、社会历史,如何处理与认识和社会其他成员、群体、种族的关系。”[2]当下中国电影,其故事不应悖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的文化土壤;作为丰富而直面的文化传播形式,它的价值在于“中国梦”的重塑与“正能量”的传递。于IP改编而言,其原始动机是“互联网+”思维范式的实践运用,是代表国家战略层面的新技术经济范式改造传统电影创作生态的一种有效尝试,但却在网络时代文本资源的选取及影像表述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纵观2015年暑期档以来的IP运用,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到脱胎网播热剧的《煎饼侠》,再到网络自传体漫画改编的《滚蛋吧!肿瘤君》,以及自身极具优质IP潜质的《捉妖记》《寻龙诀》,IP创作仅其概念被电影产业运用火热,其题材内容及其原创精神却未能得到有效发挥。一方面,网络时代的IP用户消费“粉丝电影”,另一方面,“欢声笑语”之后这些IP却并未留下原创IP持续转化的类型衍生能力。

  于是,部分IP在当下似乎成了“一锤子”交易,成为房地产商、IP商投资炒作的资本符码。因而,“得IP者得天下”成为部分投机者的商业信条,滋生了部分“玩主”不关注IP本身文化价值,只求其快速交易后差额价值的产业发展现状。毕竟手握IP并不一定能够用好IP,IP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内容的运用及价值观念的表述。电影版《何以笙箫默》则属典型案例,先是围绕这部爱情电影创作的IP之争吸引了大量粉丝关注,其后电影版《何以笙箫默》的雷人表现也使得小说、电视剧粉丝无力吐槽,糟糕票房成绩也反映了粉丝对电影版同题材故事的失望,导演黄斌则微博发图总结得失,表示其创作“方向>努力;态度>能力;执行>创意;团队>个人;速度>完美”,由此可见围绕IP实现精良的制作才是IP跨界创作的“重生”,要使IP落地并结合新媒介表述特性才能使IP的价值放大,否则则变成了走马观花式的跨界重述,最终导致观众口碑和经济效益大打折扣。同时,《何以笙箫默》作为网络时代的爱情典型文本的价值在于对爱情伦理价值的重构,它本身是对新爱情观的表述,表达了时代青年对爱情的坚守与信仰,表达“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传统文化命题。但是,电影版《何以笙箫默》却“高位低走”,用跳跃的情节、浮夸的表演和混乱的人物关系将爱情题材故事拆分,只剩下基于IP价值的营销概念。“在票房增长时刻中国的电影批评还是应该保持清醒和理性,电影质量和票房矛盾会成为未来中国电影发展的主要矛盾,有的电影为了抢钱触碰中国电影商业的底线,还有一些非专业资本大量进入电影业,但缺少对电影的专业准备和必要尊重……特别是一些资本拥有者,不按照电影规律进行运作。”[3]它也再次验证了“市场迎合主义”与“超稳定美学”[4]合谋下对中国电影畸形发展的产业现实。所以,盲目关注“IP”却忽视电影产业自身发展的规律是极其危险的,而仅仅在市场和销售环节做到“不将就”与“不妥协”更是远远不够的,电影的创作应更加关注其本身的“质量”提升和影像本体的美学品相。

  论及IP,其严格意义上的指称应为“IPR”(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即“知识产权”。同时“也跟我们IP地址的那个IP有一定的关联性”,而其“可以理解为具有互联网IP价值的知识产权IP”[5]。当下中国电影的IP改编热潮离不开互联网的娱乐文化产权的跨界运用,其包括互联网书籍(《何以笙箫默》《鬼吹灯》系列电影),网络微视频(《老男孩之猛龙过江》《煎饼侠》《万万没想到》),戏剧(《分手大师》《恶棍天使》),新闻报道(《解救吾先生》)甚至于流行歌曲(《同桌的你》《栀子花开》),更广泛的媒介融合和新媒体力量的介入,共同组成了目前炙手可热的IP改编资源。IP改编的影视工作者相信利用成熟IP开发出的影视作品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其原因在于IP热门资源可以无限契合并广泛地来源于青年草根阶层的网络(游戏与小说)、电子产品、流行音乐、碎片化阅读新媒体(微信和微博)。“好莱坞的《星球大战》和《007》的开发,可以持续几十年,这种IP才真正显示出某种强大的实力和对一种创意的深入开掘。说到底,是否是IP并不重要,影片品质才是进军市场的根本。”[6]所以对于电影而言,人物、故事、思想才是最重要的,优秀的影片(如周星驰版《美人鱼》)应体现社会生活的质感,关注民族文化正向精神价值的塑造。

  “IP热”背后,考验的是民族电影创作者对时代文化的认知心态,是其对电影文本取向网络流行文化的运作智慧和定力的综合体验。好莱坞电影不遗余力地编织着各种令人痴迷的英雄神话,其精神内核却仍是美国价值的终极表述,是“美国梦”和资产阶级新教伦理精神价值的体现。《超人》《蝙蝠侠》《X战警》《复仇者联盟》《美国队长》等超级英雄电影的强势登陆,创造了无数票房神话,也掀起了DC、漫威漫画改编真人动画电影的观影热潮。这股热潮背后,英雄崇拜情结持续创造票房奇迹,代表了美国综合国力雄厚而民族想象力飞升的文化表征。科幻思维下的超级英雄形象,以及其精神象征满足和鼓舞粉丝影迷的精神需求。然而,当下中国部分IP改编电影只图粉丝受众的关注效应,无论是取材、创作、营销都只是从“90后”的关注惯性思维出发,去迎合小镇青年的“屌丝”心态,进而消解了电影作为艺术的文化品位。而正因如此,管虎导演的《老炮儿》和周星驰导演的《美人鱼》在2015年末和2016年岁初则显得格外光辉耀眼,其创作并没有从唯IP论出发,没有被唯票房的“执念”所左右,前者成功塑造了六爷这位处身闹市却心守传统的老年英雄形象,并观照都市平民生活中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之间的矛盾,进而提升了电影整体的美学品相。后者凭借对人类环境保护命题的观照,借助富豪刘总成功后善心尚存、对物质爱情的摒弃、对真爱的追求,在刷新国产片票房新高的同时,把困惑多年的中国电影艺术与商业的矛盾再次冰释。当然,IP改编的“市场迎合主义”依然是当前电影创作的大问题。它使电影美学空间窄化,并带来了影视创作跨界改编的原创惰性。只求重IP的粉丝资源,忽视改编内容的现实语义空间,故事情节缺乏生活逻辑,人物形象仅满足于粉丝观众的华丽想象,如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电影,展现如同幻灯片翻页般的故事走向,使得原创IP跨界创作机械照搬文本而缺乏影像合理想象空间,进而使得受众窄化,大大降低IP的改编价值。所以,基于IP资源的类型片续集空间和衍生经济效益将严重缩水,从而将IP资源的跨界生长能力被重度扼杀。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神话文化体系,好莱坞超级英雄漫画文本及经典科幻题材系列电影就是其建构在“二战”坚韧与胜利自信基础上的国民神话文化系统。无论是美国队长、超人、钢铁侠、蝙蝠侠等超级英雄家族,还是乔治·卢卡斯构造的“星战”系列电影中的“绝地武士”(Jedi),其外在装束与内在精神都巧妙地缝合了美国社会主流文化价值,宣扬了其“世界警察”与“末世救世主”的领袖形象。他们组成了美国现代科技统领世界的荧幕呈现,代表了美国资产阶级价值、美利坚政治、文化霸权思维在“地球村”时代的境外扩张。而从全球的票房来看,这些电影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他们正借助当下日益便利的网络连接世界观众的想象空间,从而进一步传播其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与美利坚文化。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文化大国,我们的文化影响力不仅在泛中华文化圈内拥有极大的认同体认,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所经之地也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就不缺失神话故事,若利用得当,完全可以在当下可以发挥类似美国漫画改编电影的作用。对中国电影而言,《西游记》等经典文学名著是影视创作持续关注的宝贵资源,而且也日渐得到好莱坞同行们的认可,例如HBO巨制《兄弟连》编剧就坦言,其在剧中人物设置上,借鉴《水浒传》中好汉登场的人物叙述模式,并得受了世界观众的认可。由此可见,电影作为“第七艺术”的本体气质是在兼收并蓄中涵养蓄积其文本价值的,而传统文化经典IP的人物关系和故事空间本身就有着巨大的延展空间。田晓鹏的《大圣归来》则借用了这种情节及叙事模式,讲述一个落魄的神话英雄(孙悟空)如何重新找回自我,片中江流儿带傻丫头在高速运动中躲避山妖的追捕,极为自然地融入滑稽元素,让孙悟空跌到谷底后再重入追逐的过程;孙悟空被大石头几次砸到脚丫,他为了面子而获得勇气,和妖王决一死战。孙悟空装作若无其事的姿态也令人捧腹。英雄也具备了平民化的展演视角。英雄在西方话语世界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英雄便是替代观众在银幕上完成各种美好梦想的理想人物,因而人们心中永远葆有英雄崇拜的情怀。英雄崇拜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情结,不同的文化对英雄情结的呈现也不同。电影中的“超级英雄”与其所属的美国文化息息相关,通过观影分析确实可以反映出美国文化自由多元的强大吸引力。而国产电影向北美文化向度靠拢,一方面体现了本土文化海外营销的策略,另一方面,片方借助互联,能够突破地域限制,更有效地与受众实现对接,并且能够与传统的宣发、销售环节形成一种互补,特别是在当前票房往三四线城市下沉、“小镇青年”愈发成为观影主力军的趋势下,受众群体在少年时期接触的中国港台地区文化,北美文化,已然形成新的受众文化心理群体。从而引起新华语IP电影改编营销模式,调整塑造新的英雄原型,以迎合广大受众口味。

  中国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影迷”群体文本消费的多元需求,也促进了本土电影产业技术力量的提升。全球第二大票房市场的地位,暗含着中国电影力量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产业增长空间,特别是网络技术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技术经济范式的转轨,给予了中国电影持续发展的美好愿景。十几年间,中国电影市场规模从不到100亿元票房发展到440.69亿元。电影产业票房高速增长而受众观影诉求日益提升,中国电影品质升级速度放缓的现实催动了科幻、幻想类电影的异军突起。借助国内市场该类电影的“稀缺性”优势,成为2015年电影创作的新亮点。迥异于美国电影的幻想类题材电影的科学、技术思维指向,中国幻想类题材影片则偏重于经典神话故事的文化奇观展示。《山海经》《搜神记》《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传统名著成为国人幻想创作的原初文本。这一方面说明了国内观众对神怪片这一经典题材文本的偏爱,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中国电影在内容创新上的乏力。幻想类文本生产能力不足,产业技术维度的一些硬派科幻题材作品也未能有所涉足。而在电影跨越百年门槛的当代,奇观性实际已成为集中展示电影“现代艺术品种”特性的主要因素,而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类型、各种片种影片的制作[7]11。

  因而,电影的“奇观性”在当下高速发展的中国电影产业中显得尤为重要。幻想类题材电影是“中国梦”主题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梦”影像表达不仅需要关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现实生活,基于影像本体价值的正向观照亦十分重要。

  美国电影《星球大战:原力觉醒》近期上映,作为经典IP“星战”(Star War)的第七部作品,它延续了这一经典文本的票房奇迹,而探究其成功背后的原因,不难发现其核心仍是该系列电影的故事根基(“人与观念和命运的斗争”)与价值主题(“独裁与民主之间的斗争”[8])。因此,作为IP资源的开发,对其可持续性挖掘与创新是格外重要的,它既需要基于故事根基的文本创新,又需要对产业技术更新的持续关注,从而不断汇聚IP文本的核心粉丝,形成一个以文本IP为核心的圈层文化。同时,幻想类题材生成亦需要产业各部门的合力并进,乔治·卢卡斯带给观众的不仅是原创故事,还有工业光魔(ILM)所迸发的数字影视工业的持续视觉创造力。所以,这对当下发展中的中国电影产业的要求是多维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它的功效在于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对发展中的影视技术产业的反向推导作用,势必将建构中国影视创作网络时代的新型生产模式。在这一维度,《捉妖记》则无疑是重要的突破。导演许诚毅颠覆了传统文化中的妖怪想象,在参照《山海经》和《聊斋志异》等经典文本的同时融入了许多新的元素,为中国文化中的妖怪植入“萌宠”形态,并为其成长注入了人文性取向情怀,完成了电影对国家核心价值宣扬的文化使命。影片《大圣归来》亦是如此,在对《西游记》这一经典IP进行了新的拓展和演绎的同时,不乏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思考,片中“大圣”作为落魄的英雄的反转与价值定位重新选择,形象地隐喻了当下年轻一代的成长处境,以及成长过程中的无奈与徘徊。《大圣归来》既是对我们民族古典神话故事的继承、改编和创新,更代表具有当下性的新的英雄形象舍身取义和自我救赎。这个故事有我们民族的文学原型和美学变迁,也有对当下世界先进电影语言的借鉴。正是通过这样的故事,最终超越了民族自身,融合了东西方文化,对作为人的内心世界进行了一次剖析和自我观照,进行了一次自我救赎的体验。大鹏的《煎饼侠》,煎饼侠的出场跟好莱坞的超级英雄相比,似乎显得有点儿山寨且“丢份儿”。但在这部关于拍电影的“戏中戏”设置中,几个“人生losers”全情投入的热血笃定和逆袭制胜,更多的是对经典好莱坞叙事的致敬,因而预设的粉丝群体和观众在观影时,除了欣赏电影自身的叙事之外,还可以从识别和寻找好莱坞英雄原型和新华语IP电影相互关联的互文性中,更深入地参与文本意义的生成,从而获得更多的观影快感。《捉妖记》作为神怪片“在地化”后的典型文本,其“在地化”集中体现在:从魔到妖,从魔幻到奇幻,绝对善恶主题的模糊与改置。其中显见对《山海经》《聊斋志异》(《画皮》《宅妖》篇)等叙事和形象以及对本土文化与神话传统的调用。出于对海外市场的想象与期待,又抽空故事与表现方式的民族性和本地性,“在美学上常常具有一种‘跨地域性’或‘去地域性’(translocality、delocality)的品质”[9]。此后,伴随着内地市场容量的高速增长,电影业界开始重新审视本土市场空间拓展与本土资源开掘的可能,重新去寻找和发现本土的价值,中国式大片进入全面“在地化”。

  在电影中,中国的影视创作者应该找到属于本民族文化特质的表述形式,影片《大圣归来》在设计上、美术上,包括构图、透视、视听语言、人物的讲话方式,已经尽量向这方面靠拢。我们中国人本身在情感上就有一种东方哲学的特点,中国人很内敛,人物情感、转折和厚度很深,正如《大圣归来》中的孙悟空形象,他呈现的是一个中国美学式的侠义英雄。它在镜头语言、动画造型、故事与人物、叙事与情节等各个创作层面体现出传承与创新的双重艺术特征,既有对传统题材与中国古典美学的汲取与继承的纯正“中国风”,又有顺应当代观众审美心理与时代精神变化而创造的时尚性[10]。《煎饼侠》作为喜剧类型电影的新作,与其他喜剧电影相比,最为明显的叙事特色是对戏拟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和发挥。戏拟,是指戏谑化模拟,是一种戏弄性、戏耍险、做戏性、诙谐性,幽默地模拟生活和任务。[11]主人翁大鹏对屌丝文化的理解和演绎则更为深刻。影片表达的人物不再是单纯的自嘲屌丝,他们有了更高的境界理想,这主要通过对“超大’英雄形象的戏谑模拟来完成,也是影片戏拟超级英雄的手法表现。影片以精妙的想象将超人英雄形象与屌丝小人物有机连接,融合而成为一个全新的形象——“煎饼侠”。《捉妖记》参考了《山海经》的描述来作出一些具有东方感觉的妖。“妖”不像“魔”那般与基督教文化中的“原罪”文化密切相关,所以“妖”未必都是“恶”的,至少是无害的。《聊斋志异》“宅妖”篇有记载,“尝见厦有春凳,肉红色,甚修润。李以故无此物,近抚按之,随手而曲,殆如肉,骇而却走。”[12]此妖为长板凳状,呈肉红色,非常细润。一摸,还可随手弯曲起来,和肉一样软。电影《捉妖记》中葛千户坐的那根红凳子便与此如出一辙。这些妖与普通人一样,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既有恶妖,也有如玉兔精、猪八戒这样可爱憨傻的妖。相应地,其故事母题也就不是绝对的是非对立和善恶之争,这一点,与西方魔幻电影迥异。

  后现代主义精神的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哲学的非指向性期待,对逻辑性观念与结构性的阐释持不轻信的怀疑态度。在与商业电影结合后,凸显出虚无主义精神:常规的消解与解构手段,以话语狂欢为特征。进入新世纪,中国社会在多元价值浸染中日渐开放,科学与非科学、伦理与非伦理、道德和非道德的处事逻辑左右着国人的价值判断,而功利主义则在快节奏的发展时期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处事原则,由此引发社会怪象频发[13]。《煎饼侠》在武侠动作之外添加“无厘头”文化,《捉妖记》的游戏化生成模式,《大圣归来》对于大圣英雄形象的消解等等,其实正是解构手段的熟练运用。是时解构与话语狂欢只是冰山一角。这些武侠电影大多以架空现实为题材、超自然能力人物为主角,以精神纵欲为价值目标,以娱乐和游戏直接目的的,实现受众狂欢,最终完成其经济目标。IP动画电影如《大圣归来》《捉妖记》《功夫熊猫3》等,置入了许多新元素,在影像方面炫目至极。无论是对其他电影类型元素的融合,还是对电影特技的超前实验,都让观众看到了传统武侠电影的某种突破。

  尽管观众对这些变化也有争议,但类型的包容和多元正显示出电影的活力。影片给英雄人物赋予了更多人性化的情感,使得其在传统北美英雄原型的设计下更具有东方的“大爱”意味,在英雄救赎与被救赎的关系下,其背后也有着无穷的精神意蕴。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曾经无比辉煌,又曾衰落颓败的影片类型。中国IP电影创作一直以来倡导的母题是让人们相信善良、正义的力量,“只要坚持,梦想就会实现”。可以说,它唤醒了每个人内心的英雄情结。之所以影片吸引观众不仅仅是因为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更是因为它所塑造的伟大的人格形象——“侠”。“侠”这个词已经被彻底泛化了,可以是剑侠、盲侠、枪侠,也可以是钢铁侠、绿箭侠、超胆侠,甚至是煎饼侠。在贴满标签的电影市场中,”武侠“已经是一个太过笼而统之的概念,如果观众只是满足于花拳绣腿、打打杀杀,那么武侠这一类型早已歇菜。武功、剑气、点穴这些东西是不是武侠电影的精髓呢?这个问题值得商榷。在电影特效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武侠之“形而下者”,即所谓器物的层面显然都不是难题,而如今武侠没落的原因显然不能归于此,而是“故事欠缺”这一千年老梗。于是有人吐槽武侠故事的套路差不多被用完了,灭门惨祸、上山学艺、绝境逃离、高人指点、推理破案,这些桥段很难如当初那样以新颖感刺激受众神经,大众会更渴求获知一个不俗的故事。

  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成绩喜人,达到440.69亿元的票房成绩。国产电影创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惊人的突破,中国电影人在产业均衡发展中努力探索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之际的发展空间。业内传统产业生态正悄然发生着变化,网络大众文化IP的电影创作正成为当下一股势头强劲的新生力量。“创新是电影的灵魂,内容是电影的命根。”面对新的创作模式和新的传播媒介和谐共存的生态环境,如何使中国电影创作走上一条健康有序之路仍然是时代赋予当下影视工作者的光荣使命,如何处理网络时代面对流行“轻文化”与“轻文本”,处理它们与传统文化、经典文本之间关系等诸命题是当下影视创作中亟须妥善认真对待时代话题;主流文化价值传递与多样化、类型化的表述形式与美学范式更新承载着百年中国电影复兴之梦的责任担当。作为当今世界电影格局中不容小觑的一极力量,中国电影正借助这场基于网络传播技术的变革持续发力。然而,IP创作电影也有其自身的文化伦理与创作规律,唯IP论的市场迎合主义代表了当下电影创作急功近利从业心态,在此情形下新华语IP电影必须注重对于本土文化的建设,在突破外围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注重西方原型文化的“在地化”传递,在合理继承其共性和个性的基础上,适应全球电影格局的大环境,于世界电影市场中树立独具一格的中华旗帜。

  原文参考文献:

  [1]袁智忠,马健.当代中国青春电影创作的性爱观审视[J].艺术百家,2015.(05).

  [2]朱贻庭.伦理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269.

  [3]饶曙光.2015中国电影票房报告:440亿总票房背后国产片胜出的喜与忧[N].京华时报,2016-01-05.

  [4]袁智忠,贾森.中国主流电影的商业伦理危机[J].电影艺术,2014.(03).

  [5]尹鸿,王旭东,陈宏伟.IP转换兴起的原因、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J].当代电影,2015.(09).

  [6]涤非.新变与困惑——我看2015年中国电影[N].文艺报,2015-12-30.

  [7]虞吉.电影的奇观本性——从梅里爱到美国科幻电影的理论启示[J].当代电影,1998.(05).

  [8]于青.《星球大战》粉丝帝国50年的崛起[J].新周刊,2016.

  [9]陈犀禾,万传法.中国当代电影的工业和美学1978-2008[J].电影艺术,2008.(04).

  [10]杨晓云.一部现象级电影:纯正中国创造的新篇章——国产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研讨会综述[J].当代电影,2015.(09).

  [11]杨朴.戏拟派戏剧的独特艺术魅力——论赵本山小品《策划》的表演风格[J].艺术评论,2007,(05).

  [12][清]蒲松龄.宅妖·聊斋志异(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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