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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幕”电影:又一个反思的样本
2018年05月31日 10:11 来源:《电影艺术》 作者:颜纯钧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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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弹幕”电影正在建构受众的另一个媒介身份——他们不再只是电影观众,更重要的还是手机用户。这时的电影已不仅用作艺术审美,更被用作交流平台。表面上,是电影的“再媒介化”使它的媒介属性逐渐抬头;实质上,却是商业资本在暗中实施操纵。

  作者简介:颜纯钧,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数字技术对电影的改变既深刻又全面,新的形态与特征在各方面都成了奇观,更多的可能性还在持续地涌现出来。吸引目光的,是影像的处理方式,从镜头画面的水平精细到画面像素的水平。容易被忽略的,还有电影作为传播媒介,和产业、观众以及新媒介等建立的复杂关系。对电影的数字化,商业资本明显睁大了眼睛,观众乐于接受新的认知启蒙,电影则和新媒介开始亲密接触,展现出进一步融通的前景。于是,“弹幕”电影应运而生。

  “弹幕”电影最早起源于日本,后传至欧美,于2008年进入中国。一开始,是在一些视频网站逐渐流行,其后才推至电影院。“弹幕”作为一种字幕技术,旨在提供观影中即时留言的功能;通过网络或手机发送,能随着电影画面自右向左滚动。它不仅让留言者自己看到,得以尽情地刷存在感;还可以和他人分享,变成一种社交方式。和“话题”电影①一样,“弹幕”电影也是着眼于电影和观众之间的互动,只是采取的方式不尽相同。就其和影片的关系而言,前者出现在观影之后,后者出现在观影之中;就其传播的平台而言,前者直接利用了网络,后者主要借助手机(当然也需要网络配合);就留言的特征而言,前者篇幅更大,内容更丰富,保留的时间也长,后者则往往是只言片语,零敲碎打,且一次性滚动划过。

  “弹幕”电影引发的争议甚嚣尘上,其发展前景也至今存疑。作为新生事物,存在都有合理性,能走多远还取决于其适应社会的程度。也许成败得失的评判仍言之尚早,但一经炒作,它还是成了轰动一时的媒介文化事件。在投以关注目光的同时,也不禁让人生出些隐忧。

  是观众,还是用户?

  2014年,中国先后有《秦时明月》《小时代3》两部影片试行弹幕放映。观众编辑手机短讯,经影院指定的网络平台过滤和处理,再推送至侧墙或银幕与电影几近同步的滚动。过去,看电影是一件专心致志的事情:黑暗的环境、肃静的气氛、固定的座位、统一的面向等,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基本配置,甚至上升为一种文化礼仪。“弹幕”电影给观众提供的,却是既看电影,又玩手机的机会。一会儿抬头一会儿低头,一会儿用眼一会儿用手,一会儿当观众一会儿成用户,这就是“弹幕”电影带来的新奇体验。

  时至今日,手机对年青人而言早已不是什么媒介使用偏好,更是一种媒介依赖症状。生活中须臾离不开手机,有空没空都有玩手机的冲动,一旦忘带手机或丢了手机,便惶惶然不可终日——这已然成为普遍的病态生存体验。“弹幕”电影要求看电影还须用手机,对年青观众来说既是迎合,又是诱惑。他们被吸引的不是电影怎么样,而是手机竟然还有这种新玩法。当看到自己编辑的短讯被弹射到银幕,覆盖在明星漂亮的面孔和诱人的身材上,这种比网络刷屏更具刺激性,也更有成就感的互动方式,确实令他们怦然心动。也因为这样,尽管“弹幕”电影仍有种种不成熟和明显的弊端,但它的牛刀小试依然在媒体上被热炒,似乎前景颇为看好。

  从工艺技术的层面看,“弹幕”电影的物质材料还是胶片和银幕,工具却不再只是摄影机和放映机了;不可或缺的,还有观众的手机和影院的网络平台。在“弹幕”电影中,手机和网络成了电影的基本设备,而且更多操纵在观众手里。“弹幕”电影放映前,如果没有观众参与,就不会有一个留言出现,更不可能形成整片的“弹幕”。这时候的“弹幕”电影就还不是个完成品,它需要一道新的制作程序。于是,手机成了参与制作“弹幕”电影的基本工具,观众也成了“弹幕”电影的联合制作者;观众和手里的手机,甚至直接决定了“弹幕”电影的表现形态。在放映这个一向被视为电影传播的阶段,“弹幕”电影经由观众的再一次制作,命定地遭遇了修改和加工。这种修改和加工在胶片时代是不可思议的;只有数字化,才可能把放映阶段也纳入影片制作的环节。丹麦的传播学家延森指出:“如今,电影越来越多地被视作软件的一部分。它可以在不同物质平台上放映,并允许加以分类与修改。本质上而言,电影跟其他任何形式的数字档案没有差别(Klinger,2006)。不仅如此,在数字媒介中本地用户不但可以修改单个文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改整个传播系统——包括形式和内容(Finnemann,2005)。”②没有数字化,没有手机和网络,没有观众参与,“弹幕”电影既失去存在的可能,也失去存在的意义。这是“弹幕”电影作为一种新形态的奇异之处,也是它的核心特征。

  使用手机、借助网络,这使观众除了当观众之外,还把自己的用户身份带进了电影院。既是观众又是用户,一会儿当观众一会儿做用户,身份可以在瞬间切换,却始终无法合二为一。这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情景,却成了观赏“弹幕”电影的常态。如此的紧张和错乱,在新奇中包含着诡异,但年青观众却照样趋之若鹜。《秦时明月》总导演、总制片、总编剧沈乐平认为,如今的“90后”、“00后”们的大脑都是“多任务模式”,他们已经习惯一边上网聊天,一边手机微信,还一边看电视的“一心多用”的生活。③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今看电影已经不如看“吐槽”那么重要。一个叫“煎茶君”的网友甚至在微博上表示,要不是冲着弹幕场,估计永远都不会来看《小时代3》。他直言,“直到电影结束,我都没认全人物,故事情节更是毫无印象”。④另外一些观众则开始寻找解决矛盾的办法:“许多80、90后已经习惯先看一遍正常版电影、电视剧,再看一遍弹幕版,其实,这时看片已经不是主体,吐槽才是正事……”⑤

  融媒时代的“弹幕”电影正在建构受众的另一个媒介身份——他们不再只是电影观众,同时还是手机用户。借助手机和网络,观众的用户身份在电影院里被唤醒了,被转换出来了。对他们来说,电影既是被观看的,也是被使用的,并在使用中被自己改变的。这种参与修改和加工的观念,这种一边观看一边“吐槽”的状态,对年青观众来说都是革命性的。在电影史上,新技术带来的新体验,都在对观众展开新一轮的认知训练。比如火车迎面开来曾让观众四处逃散、特写镜头被看作身体大卸八块而引起恐慌、平行剪辑造成时空感知的错乱等,这些不适感都是在反复的认知训练中才得到克服的。面对数字技术,年青观众开始接受新一轮的媒介素养教育。“弹幕”电影要求一种不同以往的观影方式,也在致力于培养新的观众群体。对他们来说,一方面,“弹幕”的实践确实令人玩心大发;另一方面,与身份转换的不适应相比,满足感显得更充分,也更强烈,因而更有诱惑力。从这个意义上看,“弹幕”电影不仅改变了电影的制作,也在改变电影的观众。来自双方的这些改变,正在拉近彼此的距离,观众对电影采取近乎平视的目光,电影也越来越放低了身段,换上一副为用户服务的职业笑容。著名的媒介理论家、被誉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的保罗·莱文森有个重要观点,他认为一切技术都是思想的物质体现,技术在为人服务的同时,也把人的心智外化了。然而,因为人的心智不可能完美,它也一定会渗透到所发明的技术中,使任何一项技术在一开始都显得不完美。在这种情况下,新技术的诞生就表现出一种对旧技术的“补救性”;任何新技术都可以被看成是“补救性”的技术,而技术进步就是以“补救性”的方式向前发展。“一般地说,人感知的形象是动态的,是有颜色与之同步的,我们看见的是彩色而不是黑白,是三维而不是二维。最初的照片是静态、无色、平面的;它这些不足后来都一个个、有条不紊地得到了纠正。那是偶然的吗?在有机体的铸造作坊里,进行着漫长的自然选择,产生了合乎人性的感知方式,这些感知方式效率很高——因此,对信息传播效率的追求,无论它叠压在商业、艺术、科学的动机之下也好,抑或它没有附加的动机也好,都非常合乎逻辑地(尽管可能是无意识地)走向了合乎人性的动机。”⑥

  在电影中,从固定到运动、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其发展无一不体现出技术的“补救性”特征和走向合乎人性的动机。数字技术超越胶片技术,它所遵循的人性化方向依然没有改变。对“弹幕”电影而言,它所“补救”的,是对观众自主意识的进一步唤醒,是给予他们参与互动的更大自由;同样是基于人的需要,沿着人性满足的方向发展。不管“弹幕”电影的生命力是否能够长久,它都是技术人性化的一个表征。沿着这个方向,甚至有理由期待,还会有更新奇、也更丰富的电影形态被开发出来。

  是艺术,还是媒介?

  据称,“弹幕”的本意来自一个军事用语,指过于密集的炮火像张开的幕布一样罩落下来。后来,在日本射击类的电子游戏中,凡出现密集炮火的情况便被称为“弹幕”。再后来,那些附设有评论功能的视频播放器,又采用类似横版弹幕射击游戏的办法来发布评论,这便有了“弹幕”电影。“弹幕”电影这个名称是个偏正词组,它来自组词方式中最常见的联想法则。“弹幕”电影由“弹幕”和电影两部分组成,也符合创造性通过知识重组得到实现的一般规律。在这里,知识重组不仅指表面上的语词重组,更指实质上的媒介重组。当一种新的电影形态,必须由电影、手机和网络等几种媒介共同携手来打造,那还有什么理由怀疑,它不是融媒时代的产物呢?所谓融媒,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借用新的媒介平台(如电影办网站,用手机看电影等),而是新旧媒介在观念、形态、表达类型、技巧手段等方面互相的移植、挪用、重组与创新。尤其手机和网络,把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等不同的传播方式加以整合的优势,确实给电影带来新的冲击和整合可能。丹麦传播学家延森把“再媒介化”(remediation)看作是融媒时代的一个重要概念。“它通常指新媒介从旧媒介中获得部分的形式和内容,有时也继承了后者中一种具体的理论特征和意识形态特征。”⑦实际上,相反的情况也是存在的:这就是旧媒介在和新媒介的融合中,也相应地吸收新媒介的表达类型和表现功能。就“弹幕”电影而言,一开始,是视频网站为电影做“弹幕”放映,这是网络这种新媒介从电影这种旧媒介中获得了形式和内容,再把自己的处理能力结合进去。到了影院电影也做起“弹幕”放映,那就反过来了:它变成电影这种旧媒介从手机(包括网络)这种新媒介中去获得新的处理能力,进而创造出新的表现形态——这既包括“弹幕”的形式,也包括留言的内容。

  作为“再媒介化”的产物,“弹幕”电影对新媒介的融合与重组,是在电影这种旧媒介的母体上完成的。这个母体不像新媒介那样,凭借数字技术而有足够的兼容性。传统的影院电影基本上是一次过的,它既不能暂停也不能回放,更不能修改。数字化的“弹幕”电影,能做的也只是把“吐槽”文字覆盖在画面上。观众编辑和发送手机短讯需要时间,影院的网站加以过滤和处理也需要时间。等到“吐槽”文字投射到银幕,它所针对的具体对象(不管是人物还是情节)大半都已逸出画面——除非这时镜头足够的长。细究起来,“弹幕”和电影这两个部分,更多的时候并没能真正的融为一体。电影以影像的形式出现,“弹幕”以文字的形式出现;电影用来讲故事,“弹幕”用来发评论;电影的色调统一,基于造型目的,“弹幕”的色彩花花绿绿,只为炫目而别无其它……“弹幕”对电影既是遮盖又是诱惑,既生好奇又生腻烦。试水“弹幕”放映之后也发现,只有那些可供吐槽的、话题多的影片,才适合做“弹幕”放映。到目前为止,“弹幕”和电影这两部分,体现更多的还是一对矛盾。未来的技术改进,能否彻底解决这对矛盾,也尚在可预测的范围之外。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当“弹幕”在画面上快速滚动,这时的电影已不仅用作艺术审美,更被用作交流平台。于是,电影的媒介属性再一次被唤醒。

  在百余年的历史中,电影处身于诸多的社会关系,其结合的过程也是展开自身的过程,生成不同属性的过程。电影可以被看作一种艺术、一种商品、一种文化、一种媒介等,这些属性在不同时期建立起不同的关系,由此去实现不同的社会功能。上世纪后半期,电影更多的是一种艺术;看电影的目的就是去欣赏它,进而才谈得上接受教育。此时,电影的其他属性不是不存在了,而是随着艺术属性的过分强化被挤迫、被冲淡和被遮盖;这其中,媒介属性也同样退居次要的地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影仍会制作《祖国大地》一类的新闻专题片,作为故事片之前的预热节目在影院放映。故事片彰显艺术属性,新闻片彰显媒介属性;这一扬一抑,便是当时电影各属性之间的关系状态。在融媒时代,伴随手机和网络等新媒体登堂入室,电影各属性之间的主从关系和影响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新媒体对电影的艺术属性似乎找不到“抓手”,反倒是媒介属性被激活、被鼓动、被高抬,从隐性转为显性,逐渐基于支配性地位。电影的媒介属性开始进入亢奋状态,它与新媒介的融合也随之逐一展开。比如借重电子游戏的引擎功能,出现了“引擎”电影⑧;借重网络的超链接功能,出现了“无限”电影⑨;借重网络的聊天功能,出现了“话题”电影;借重手机的短讯功能,出现了“弹幕”电影……媒介属性的更大活性,彰显出强烈的时代特征,昭示着电影发展一个新的文化向度。

  就此而言,“弹幕”和电影的矛盾,其实就是电影的媒介属性和艺术属性之间的矛盾。更确切一点说,是电影的艺术属性向媒介属性让渡更多权力的一种姿态。媒介属性的活跃给年青观众提供了更加丰富多样的文化娱乐。“弹幕”电影的吸引力不再是电影的人物和故事,而是“吐槽”的冲动与乐趣。炫耀个人的“吐槽”水平,期望收获现场笑声,从在虚拟空间刷存在感,变成到公共空间去满足表现欲。在中国,这样的机会和场所毕竟不多;能参与“弹幕”电影制作更是难得的体验。对年青观众来说,自己“吐槽”和看别人“吐槽”成了观影的目的,电影本身反倒成了达到这个目的手段,这和“话题”电影体现的功能转换如出一辙。在数字技术的背景下,媒介属性的日趋活跃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方面,是电影对艺术的热度在持续降温;另一方面,是电影的“再媒介化”益发显得紧锣密鼓。电影一旦把自己更多地看作一种媒介,观众也随之把自己更多地看作一个用户。这种互相的呼唤正在积蓄起更大的能量,进而决定了电影发展的文化走向。朝这个方向继续大踏步前进,电影将更多地变成操控在观众手里的玩物——那会是个令人宽慰和欣喜的前景吗?

  是个体欣赏,还是聚众狂欢?

  一篇关于“弹幕”电影的综合性报道这样描述:“效果不用说,全场爆满,欢乐满室,观影结束后,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工具上,它再度掀起二轮刷屏,热度不减。”⑩“弹幕”试映的社会反响如此强烈,为之鼓与呼的大有人在,作为“话题”更是轻易占据了娱乐版面。“欢乐满室”也罢,“二轮刷屏”也罢,虽然借助的主媒介完全不同,获得的快感和满足感则都来自于“吐槽”。这种舍本求末的做法,反过来让电影去实现一种替代性功能,年青观众把供其“吐槽”的平台都视为自己的公共空间了。

  关于传播,丹麦学者延森十分赞同詹姆斯·凯利在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中提出的观点。凯利指出了传播的传输模式和仪式模式之间存在着的区别。传输模式强调的是从传者抵达受者的传输过程,仪式模式强调的是传输产生的影响,认为是一种意义的分享,也是形成社区的条件。这就是说,传播既是一个扩散的过程(传输模式),也是一个聚合的过程(仪式模式)。延森认为,数字媒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传输模式与仪式模式这两个概念的新视角。“与早期媒介的不同之处在于,网络化的媒介让大量的社会成员成为传播者——他们既可以提出问题,也可以回答问题;可以通过一对一的形式,也可以通过集体的形式;可以以同步的方式,也可以以异步的方式,从而成为彼此互相关注的客体。”(11)延森描述的正是网络社区、论坛之类的公共交流空间,并把它看作是传播的仪式模式存在的证据。其实从一开始,电影院便是个典型的仪式化场所。封闭空间、黑暗环境、身心控制、情绪互动,所有这些都体现出文化仪式常有的结构和聚众效应。传统电影给予观众的仪式感,一般是通过沉浸式的审美体验以达至心悦诚服,进而去提升个人的精神文化水平。因为融合了手机和网络,“弹幕”电影强化了传播的仪式模式。这时候,个体的欣赏退而居其次,重要的是观众都成了传播者,并在互为传者和受者的过程中关注彼此和影响彼此。关键的不是谁“吐槽”了什么,而是它构成了一种聚众喧哗的情景,一种狂欢的情景。在中国,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的酒吧、真人秀节目的表演现场,歌星演唱的体育场馆等,都带有类似的仪式功能。而一边观看一边“吐槽”,一边当观众一边做用户,一边手写一边呐喊、咒骂、畅笑,这一场仪式化的狂欢却是“弹幕”电影独有的文化景观。

  在“弹幕”电影中,艺术属性被媒介属性所遮盖,个体欣赏被聚众狂欢所取代。它所突显的仪式化特征,一方面和传统电影相区隔,另一方面也给予电影新的功能定位。电影的形态发展越来越细分,满足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这未尝不是件好事。值得注意的是,当观众在互相观照和互相呼应中,也互相肯定和互相发泄时,聚众狂欢便往往显出一种放大效应,仪式化也难免带着诱导与纵容。观众互动的出发点尽管无可挑剔,但监管的缺失和场面的难以控制,事情也完全有可能走向反面。

  一篇有关“弹幕”电影的报道附上了一幅截图:画面上是个席地而坐、内裤半露的男子,滚过的“弹幕”却是“脱光啊”、“哈哈哈哈,还有小肉肉”、“欺负我啊我也想被欺负”等组成的“吐槽”文字。(12)在网络上,“吐槽”表示揶揄、拆台的意思。(13)从一开始,它对电影就有一种尽情挑剔、随意践踏的预设立场和对立态度——严格说来,这就很难称之为评论。与评论相比,“吐槽”既欠理性也不客观;它的即时性和冲动性,带有更多个人情绪发泄的特点。虽然也着眼于互动,但“弹幕”电影比“话题”电影更加的即兴式和碎片化;而几乎同步弹射的介入方式,深思熟虑更是无从谈起——这就难以做到具体分析和公允评价,更遑论启发民智,提升精神文化水平。毫无疑问,“弹幕”绝不是严肃的、有助益的电影评论适合生长的平台与形式。尤其是夹杂不少粗俗甚至恶毒的文字,发泄几近于疯狂,在“弹幕”上堆积起大量的语言垃圾,更是大大污浊了影院的空气。在这种情况下,艺术欣赏的仪式感带有的庄重与圣洁,早已在“吐槽”的谩骂与狂笑中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与媒介属性的日趋活跃伴随而来的,是观众在电影中地位的提升和权力的分享。个人的私欲在仪式化传输中被诱发,日渐膨胀而丝毫不见节制。观众挟用户身份以自重,心态从敬畏转而变得戏谑;原本不受鼓励的青年亚文化,也随着“弹幕”放映在潜滋暗长。“吐槽”的立场和态度都是预设的,渲泄的情绪也大都属于负面。因为影院的密闭和黑暗,手机的隐蔽操作,观众显得更加肆无忌惮。于是粗俗可以公然表演,恶毒可以大肆张扬;欢乐虽然满堂,听上去却都是坏笑。虽然有影院网站的过滤与处理,但时间毕竟紧迫,人手也相对有限,监管不能跟上,粗心也便等同于放任。如果一部影片投资几千万甚至上亿,观众却可以视而不见,只要“吐槽”就能得到最大满足——难道这就是电影存在的价值和它期望实现的社会功能吗?如果走进电影院的目的,就是发泄种种负面情绪,从中去获得存在感和参与感,这对公民健全人格的培养和高尚精神的塑造,难道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在这里,媒介融合的发展似乎秉承了一个基本观念,这就是赋予受众更大和更多的选择权力才是正确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电影的媒介属性被大大强化;而艺术的边界随之不断萎缩,效应不断递减。当艺术一步步被互动性蚕食、被观众的选择权力褫夺时,在一些所谓的新概念框架中,艺术已所剩无几了。”(14)

  自上世纪末跌入低谷,电影作为艺术开启了向观众屈膝的时代;数字化的到来不是遏止而是加剧了这个趋势。政府的政策、资本的投向、技术的改进、观众的期待值都在对这个趋势推波助澜。艺术属性退至弱势地位,只能一再放低身段,观众也随之变得狂妄和为所欲为。低端文化不仅通过商业电影流入公共空间,如今借助“弹幕”电影变得更加恣意妄为。当然,影视企业的老板是不会认真看待商业化这些负面效应的。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弹幕”技术可能带来的钱景。“弹幕”放映可以提高票价、可以做“社交媒体”、可以“二次观影”、可以预测“话题”——他们渴望把它“变成一门经济学”。表面上,是电影的“再媒介化”使它的媒介属性逐渐抬头;实质上,却是商业资本利用其产业属性在暗中实施操纵。其实,西方学者早已看到了这个危险。媒介研究专家尼克·史蒂文森就指出:“的确,在互联网上建立虚拟社群的愿望不仅表明在商业资本冲击下‘现实’社群关系在逐渐消失,而且表明人们急切利用手边一切工具建立新的社群以满足自身的归属感,‘电脑万能’观念的推崇者利用了人们对社群的需求和渴望。新媒介在发扬民主和发展社群生活方面的潜力最终成为资本出演的一出老把戏,以满足资本对不断扩张的市场和热情的消费者的追求。”(15)互联网上的虚拟社区是这样,“弹幕”电影提供的仪式化场所当然更是这样。如果聚众狂欢的背后不只是观众的互动,还潜伏着商业资本罪恶的黑手,那就要引起全社会的警惕了。对商业资本来说,逐利是它的本性;一旦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更别指望它会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抱持愧疚之心。商业资本甚至还会借助舆论的力量去推动,对数字技术、对融媒时代带来的眼前福利大唱颂歌。“弹幕”电影虽然是一种新生事物,但新生并不意味着永生,也不意味着完美无缺,更可能的是又成了一把双刃剑。观众的权利是得到尊重了,但不应毫无节制,甚至刻意去纵容;电影的媒介属性是得到开发了,但关系需要调适,也不能让它一己独尊。电影的功能如果定位在给观众发泄负面情绪,那它便成了一种恶质文化,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也将不复存在。电影既是文化产业,但也是文化事业;文化事业不是着眼于赚钱,而是给社会提供优质精神产品和公共服务项目。毫无疑问,新技术的过分炫耀需要一个止境,对观众参与,也要在推进中保持应有的警惕。社会舆论不应一味地紧跟商业运作;政府制定电影政策,更不应只以产业为重,眼中只盯着制片数量、营收额度这些更容易统计的数据。着眼于社会的全面发展,致力于公民精神文化水平的提升,遏制各种不好的苗头滋长和漫延,让社会正能量尽情释放,这更是当权者必须负起的导向性责任。

  注释:

  ①颜纯钧.“话题”电影——一个反思的样本.电影艺术.2016(4).

  ②⑦(11)[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83,92,54-55.

  ③《小时代3》将举办“弹幕版”观影评论投射银幕.中国新闻网.2014-8-4.

  ④弹幕电影来了,你能Hold住吗.腾讯科技.2014-8-5.

  ⑤高能预警!边看边吐槽“弹幕”电影来袭.新浪娱乐.2014-8-5.

  ⑥[美]保罗·莱文森.思想无羁.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77.

  ⑧汪代明.引擎电影,电子游戏与电影的融合.电影艺术.2007(3).

  ⑨[美]金伯利·奥夫恰斯基.网络与当代娱乐:重新思考电影文本角色.世界电影.2008(4).

  ⑩一大波弹幕电影正在靠近.南国都市报.2014-8-11.

  (12)许嘉等.弹幕电影:如何让“吐槽”变成一门经济学.南方都市报.2014-8-7.

  (13)见360搜索。

  (14)颜纯钧.中断与连续——电影美学的一对基本范畴.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403.

  (15)[美]尼克·史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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