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艺术学 >> 艺术学理论
美学是艺术学的动力源 ——70年来三次“美学热”回顾
2019年11月11日 16:25 来源:《艺术评论》 作者:高建平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过去70年美学发展的历史事实,说明美学与艺术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从1949到2019这70年中,美学经历了三次热潮。第一次是“美学大讨论”,从1956年到1964年。这时,美学上的论争成为施行“百家争鸣”方针的试验田,与“百花齐放”的方针互为表里。第二次是“美学热”,从1978年到1985年。这一时期,美学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号角,有力地促进了文艺的繁荣。第三次是“美学的复兴”,从世纪之交开始,直到当下。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新挑战,提出艺术如何出精品,以适应时代需要的问题。美学的国际学术对话,也对当下美学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关 键 词:三次美学热潮;艺术与艺术学;救赎与滋养

  作者简介:高建平,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中华美学学会会长。

  当代艺术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这门学科之下,又有许多分支,实现着学科内的循环。然而,我们发现许多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的人,原本都是美学研究者,他们曾经在美学领域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具有深厚的美学修养。这种现象是如何发生的?美学与艺术学的关系如何?对此,许多学者都在进行抽象的辨析,论证美学与艺术学的同与异。这种辨析当然是有益的,但是,对这个问题的更好的回答,还是要进入到历史之中。当前,各行各业都在回顾过去的70年。从这种70年回顾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看出许多学科间关系的来龙去脉。

  一、“美学大讨论”成为一个新起点

  在过去的70年,文学艺术队伍的整合,应该是从1949年7月在当时的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始的。这次会议史称“第一次文代会”,是一个“会师”的大会,来自“国统区”的倾向于共产党的文艺工作者,与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在这次会议上见面。他们或是老友重逢,或是初次见面。但是,不管是新知还是旧友,这次会议意味着整编,从此以后,就开始分配工作,各就各位,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工作了。

  新中国的文学理论,是从中苏结合开始的。季摩菲也夫的《文学原理》的翻译,毕达可夫班的教学及后来出版的讲稿《文艺学引论》,为中国文学理论提供了模板。在此后中国人编的众多文艺理论教材中,都可看到这两本书的影子。文学理论教材的模板,也被套用到各种艺术原理的教材之中。

  当代中国美学史的写作,都无法绕过一个重大的事件,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新中国的美学建设,是从这场大讨论开始的。今天,对这场讨论的评价各不相同。学界普遍认为,这是难得的一场具有学术性的讨论,为此后的美学发展培养了队伍,形成了论辩传统,也留下了有价值的成果。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场讨论也是苏联影响的结果,他们中甚至有人直接指出,蔡仪和李泽厚的美学理论,都是苏联理论在中国的翻版。这种表述是粗疏地远观历史而没有进入到历史之中而造成的。

  美学上的观点分歧,早在1949年以前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初年,朱光潜留学欧洲回国,带来了一本《文艺心理学》,综合了当时在欧洲流行的美学理论,并且列举了大量中外艺术作品的例证进行阐释和引申。这部书使中国美学研究者耳目一新,提供了许多新知识,语言自然优美,是现代中国美学的佳作,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在此以后,蔡仪于1937年结束在日本的学习回国,带回他从日本学到的唯物主义美学思想,相继出版了《新美学》和《新艺术论》两部有影响的著作。蔡仪的美学观与朱光潜显然不同,但那时没有引起争论,只是各抒己见。抗日战争期间,朱光潜在成都当院长、教授,蔡仪是活跃在重庆的从事抗日文艺工作的青年。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圈,思想相互对立却没有直接交锋和论辩。50年代初年,时有美学论文出现,但那时,还是谈文论的人多,而谈美学的人少。

  “美学大讨论”是在1956年正式发动的。这一年,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都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年。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举行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议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报告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中国领导人不认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但由此意识到,全盘学苏联也不对。随后,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们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这是中国人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同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2]这一方针经中共中央确定,成为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为文艺的发展和理论的探索打开了大门。苏联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了,要通过中国古代就有的“百家争鸣”的传统来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理论。“美学大讨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是强化苏联影响,而是有意识地消除或淡化苏联影响的结果。当然,我们仍可从当时所用的词语和所采用的理论框架中,看到苏联影响的痕迹,但离开这个背景,而摘其部分词句来发挥,就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美学大讨论”是从朱光潜的自我检讨的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的发表开始的。朱光潜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文艺报》1956年6月的第12期上。这篇文章发表后,众多重要学者撰文参加了讨论,其影响席卷了整个学界。这场讨论是刚刚施行的“百家争鸣”方针的试验田。许多重要杂志都竞相开辟美学讨论专栏,向专家约稿。先是朱光潜的自我批评,接着而来的是其他学者对朱光潜的批评,而作了自我切割后的“新的”朱光潜也以新的姿态加入到讨论之中,与大家一道批判“旧的”朱光潜。作家出版社从1956年至1964年,先后出版了六卷《美学问题讨论集》,集中收集了“大讨论”的代表性文章[3]。

  朱光潜在上述自我检讨的文章中,主要讲的是他原有的文艺观中的问题,其中包括“清静”“恬淡”“无为”“静观”“为艺术而艺术”等,以及重“浪漫主义 ”、轻“现实主义”、艺术是为“优选者”而不是人民大众服务等。因此,重点是要在文艺思想上进行一场自我革命。蔡仪继续坚持他在《新美学》中提出的“反映论”的观点,提出了“美是客观的”和“美在典型”的命题,关注艺术的形式特性和艺术形象的典型特征。李泽厚从美感出发,论及美和艺术,提出了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的观点。

  这场论争原本是从艺术的问题出发的,朱光潜也是从文艺观点上进行自我检讨。但后来,论争变得越来越哲学化。在朱、蔡、李三大派中,朱光潜的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主客观统一派”),蔡仪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客观派”)和李泽厚的历史唯物主义(“客观社会派”),都努力从哲学上立论,具体的艺术指涉被逐渐被抽空。其他一些学者的论文,也都卷入到这种唯心与唯物、机械与辩证的争论之中,用抽象的哲学标签来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

  当然,这种走向抽象的美学,后来仍回到艺术上来,出现了不少研究艺术特征论述的论文。在《美学问题讨论集》的第五卷和第六卷,经过了几年关于美的哲学的争论,一些重要的美学家开始回到具体的审美和艺术问题上,同时,一些艺术家也加入到讨论之中。例如,出版于1962年的《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五卷中,收入了张庚的《桂林山水》、李泽厚的《山水花鸟的美》和《以“形”写“神”》、杨辛的《从新民歌看群众对自然的美感》、李可染的《漫谈山水画》、宗白华的《美学散步》、王朝闻的《钟馗不丑》,以及阿甲的《美于戏曲舞台艺术的一些探索》八篇文章,这在此前的四卷中是没有的[4]。到了出版于 1964年的《美学问题讨论集》第六卷中,又收入了王朝闻的《老虎是 “人”》、阿甲的《戏剧艺术的真和美》、李泽厚的《虚实隐显之间——艺术形象的直接性与间接性》共三卷谈艺术的文章[5]。与此同时,“形象思维”讨论的兴起,也对“美学大讨论”中的过度抽象化倾向起到了补救的作用。1961年,中央组织教材工程,《美学概论》教材委托艺术家王朝闻,而不是请美学几大派中的主要理论家来主持编写,这也是意味深长的。

  这场从1956年起、到1964年基本结束的“美学大讨论”,是从文艺问题的讨论开始,又实现了对文艺问题的回归。当我们回想这场讨论时,常常只记得几大派的抽象观点,而实际上在这种争论中,处处沉浸着对艺术的思考和建立艺术理论的尝试。

  二、“美学热”与文化的新生

  “文革”以后,中国艺术研究的复苏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学热 ”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的禁锢仍然很严重。从“胜利的十月”到“三中全会”这两年多的时间,中国人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地通过揭批“四人帮”而走向“思想解放”的。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信中多次提到“形象思维”,讲要用“比兴”的手法。这封信原系在《诗刊》1978年第1期刊载,《人民日报》提前转载,以示重视。《诗刊》在刊载这封信时,配发了一个专栏,其中有署名为“本刊记者”的文章《毛主席仍在指挥我们战斗》,还有包括林默涵、李瑛在内的一些著名的学者和作家的文章。1978年的《人民文学》第1期,以及各地的各种报纸和刊物的第1期,都同时转载了这封毛主席“给陈毅谈诗的信”,从而成为轰动一时的重要事件。“形象思维”在当时成了揭批“四人帮”的“第三阶段”的战斗任务。

  1978年,在文艺理论上,是“形象思维”年。一场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使文艺理论研究界被整体激活。一批久已沉寂的美学家,包括朱光潜、李泽厚、蔡仪,都重新拿起了笔,写出了新作。包括钱锺书在内的一批老翻译家也在加紧努力,译出一本大书——《外国作家艺术家论形象思维》。

  文艺是时代的气象哨。通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批判“形象思维”,提出否定“十七年”文艺的“黑八论”,中国社会进入了“文革”;重提“形象思维”的讨论,使人们从思想的禁锢中走了出来。在“形象思维”讨论的热潮中,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由此迎来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巨变。

  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的“美学大讨论”的一些议题,在这一时期被重启,但中心却很快被转移。这是一个美学大普及的年代。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朱光潜的《谈美书简》、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被放到了所有文艺爱好者的书架上,放进了各门学科青年学子的书包里。

  “美学热”推动了文学艺术的繁荣。20世纪的80年代,是一个令人怀念的时代。在那时,普遍的理论兴趣与对有深度、有探索性的文学艺术风格的热爱,促成了一大批优秀作品的问世。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的深刻丰富和形式的多样方面,都是此前无可比拟的。

  80年代在美学自身建设方面,成就也是突出的。与50年代美学家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建立美的哲学基础之上相比,在80年代,美学实现了向学术本身的回归。

  经过了80年代初年的短暂的恢复时期之后,美学家们就不再继续过去的争论。这时的美学家,特别是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美学家,致力于做两件事:一是引进外国的美学,二是研究中国古代美学。

  在这一时期,首先出现的是翻译大潮。过去那种凭空构想大体系的做法,已经被美学研究的主流所抛弃。这时,翻译的浪潮开始了。在美学界,影响最大的,是李泽厚主持的《美学译丛》。通过这套译丛,中国美学家们意识到,美学不能仅仅围绕着“主观”和“客观”进行争论,而是要深入到艺术之中。在这套译丛中,几本影响最大的书,都对打开中国学者的眼界、构建中国人的艺术观念具有奠基性的作用。例如,克莱夫·贝尔的《艺术》一书,给中国学界提供了“有意味的形式”的观念,这对艺术上克服“模仿说”,克服“形式”服从“内容”的旧有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再如,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引入了格式塔心理学的方法,开启了对视知觉的深入思考。

  与翻译大潮同时,另有一批学者努力从古典中找出路。这些学者开始研究古代文论、画论,尝试撰写中国美学史。当他们进入历史的书写的时候,就发现,那种在历史资料中仅仅寻找主观或客观,或者用“唯物主义 ”与“唯心主义”、“现实主义 ”与“浪漫主义 ”一类的现代词汇来研究古代,常常就很难适用,会造成削足适履的现象。正确的做法是深入到古代的文本之中,从中整理出美学思想来。

  这种向西方或古代来找出路的现象,所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使美学回归为艺术,从艺术批评和艺术史寻找理论发展的依托。

  美学需要通过吸收外国的和古代的资源,以实现其学科化,完成学科体系的建设。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具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指向,这就是走出“文革”后的中国文艺,如何在新的理论资源的支撑下,获得健康的发展。正是这一需求,使得一个原本是很专门的、只有少数专家从事研究的学科,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欢迎,形成空前的热潮。

  三、“美学的复兴”引领艺术精品的出现

  1985年,对美学来说,是一个分水岭。这时,社会热点开始转移。一方面是美学本身的学科化,另一方面是人文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兴起,转移了学者的注意力。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学开始降温,到了90年代,这个学科已被人们普遍看成是一个过时的学问。尽管在大学的人文和艺术学科中,美学课还在开设,但只是依赖学科的体制而存在而已。高等院校的学科教学和研究需要,支撑着美学这个学科继续存在。这一期间继续有新书出版,尽管由于销路不畅,出版变得非常艰难;也陆续有学术上的新人出现,但不受重视。这一时期,在一些有美学情怀的杂志上,仍刊登一些美学讨论的文章,提出一些新的观点,但是,这种讨论已不再像80年代初年那样能引起普遍的关注。美学逐渐变得与艺术隔离,也与社会生活隔离。

  在美学与世隔绝的年代里,社会仍在向前发展着。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一个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变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社会模式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有效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然而,在这一时期,文艺的发展却失去了80年代初年的那种自由活泼的精神,受到商业大潮的冲击。艺术上的探索精神逐渐远去,滚滚而来的却是商业洪流下的文化工业制成品泛滥。

  对于文艺来说,市场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市场提供了自由,文艺产品直接面对消费者,像普通商品一样,要通过赢得市场来赢得生存的权利;另一方面,文艺产品的生产受价值规律制约,资本的力量在起作用。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产生了一种被称为“消费主义 ”的精神,生产不再仅仅是满足需要,而是反过来刺激需求,造成需求的无限性,以便取得更多的利润。这样,需要的满足不再是目的,而成了取得利润的手段。

  在这一时期,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也给人文学者们带来了新的兴奋点。新技术带来的是文学艺术在新媒介上的新尝试。对此,人文学者所能做的工作,在一开始只是以描述为主。这种关于新技术与文艺结合的描述,常常充满科幻的色彩。批判性的研究,要有待于这些新的文艺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有可能出现。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到了90年代仍在继续,并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从翻译文章到翻译专著,直至翻译一些国外著名学者的文集和全集;从翻译较为经典的著作,到翻译更为当代的理论著作。在全球化浪潮下,各行各业都在谈论“与世界接轨”,这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

  不过,中国与西方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有着很大的差异。例如,无论是市场,还是新技术,都带来一个突出的挑战,即艺术的边界在发生变化。但是,这种“边界”的论题,在中国与在西方所具有的意味却有很大的不同。许多引进的美学著作,都在谈论一个话题,即杜尚的《泉》所引起的“现成物”和“工业制成品 ”成为艺术的问题。对于这些理论家来说,杜尚的《泉》打破了艺术的边界。杜尚的《泉》,以致整个先锋艺术给艺术边界所带来的挑战,成为美学家们所关注的对象。然而,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具有经过移植而引入的特征。因此,中国的先锋艺术问题,成为一个最具世界性的话题。它通过世界性的艺术交流而呈现出来,也通过美学的国际对话而得到论证,获得理论的介入。

  与此相比,中国的通俗大众艺术,则具有实践先行而理论滞后的特点,需要美学理论的参与来调整提高。

  许多人都对一个现象感到困惑。20世纪80年代,《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四部中国古典小说相继被拍成电视连续剧,成为经典,至今长映不衰。当时资金不足,技术条件落后,剧作的艺术成就却很高。此后,这四大名著被多次重拍,却无法达到当时的水平。由此,联想到当下大量的电视剧和其他文艺产品生产中的低劣重复、胡编乱造的现象, “什么是艺术”的问题,便再一次被提了出来。

  美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受到重视的。艺术在呼唤精品,要“从高原走向高峰”,这时,要通过美学研究,再一次在新的语境下反思艺术的概念,将理论思考重新植入艺术实践之中。

  结语:艺术需要美学

  在艺术学学科独立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持一种位置决定眼界的立场,用鸽笼式的思维,提出“要艺术学,不要美学”的口号。综观70年来美学的历史,可以看出,美学一直都是与艺术联系在一起的。

  在不同的时代,美学对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在艺术受禁锢的时代,美学提供了解放的力量;在艺术陷入到追新的循环之中,失去意义,走向“终结”的绝望之时,美学思考“终结”后的出路,致力于意义的找回;在艺术卷入到产业化和市场洪流之中时,美学坚持艺术与娱乐产品的差异性,用原创性、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性,推动艺术对现实的救赎和滋养。

  美学是对艺术的哲学思考,是艺术与自然和社会之美的连续点,它本身会成为艺术学发展的动力源。没有美学的艺术学,会失去深度,滑向知识性和技术性,从而在艺术面临各种挑战时失去支撑的力量。

  注释

  [1]毛泽东.论十大关系[M]//毛泽东文集 (第七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23.

  [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56-4-28)[M]//毛泽东文集 (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4.

  [3]《美学问题讨论集》共6卷,前4卷由文艺报编辑部编,后2卷由新建设编,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4]新建设编辑部.美学问题讨论集 (第五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 ,1962:169-273.

  [5]新建设编辑部.美学问题讨论集 (第六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 ,1964:356-392.

作者简介

姓名:高建平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胡子轩)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