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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的中国话语体系与艺术传统的深层内涵
2019年12月13日 17:03 来源:《艺术探索》 作者:项阳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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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艺术人类学是从文化人类学派生出的以众多艺术门类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我们既应把握文化人类学自身的发展,又应考量该学科学术理念和方法论在中国实践的意义。许多艺术形态是在历史上生成,历经发展衍化存在于当下,因此运用历史人类学或称将历史观念引入艺术人类学很有必要,如此方能在研究过程中既把握普遍性意义,又注重多种艺术形态在不同区域、民族、国家所具有的特殊性内涵,建立起该学科的中国话语体系,方能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交流。这需要研究者不断调整自身知识结构,拓展知识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形态、艺术现象之发生发展的深层内涵进行深层把握,且应极力避免仅用西方理念对其表层进行贴标签式的研究。

  关 键 词:艺术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中国话语/艺术传统/深层内涵

  作者简介:项阳(1956-),湖北宜昌人,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北京 100029)。

  艺术人类学是研究人类文化中涉及艺术形态和艺术现象的学问。我们要把握艺术形态与文化整体的关系,并辨析艺术产生和存在的自身特点,认知人类社会生活中艺术创造的生成机制,关注社会发展与艺术形态衍化的互动以及艺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文化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的关系

  艺术人类学需要关注传统,毕竟当下多种艺术形态都有传统文化的基因。因此,关注艺术的当下形态并把握其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方能真正建立起属于一个区域、民族或国家的艺术人类学话语体系。艺术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从方法论意义上具有共通性,由于切入点与观察主体不同,前者侧重艺术视角把握,后者侧重文化视角认知。文化人类学进入中国多年,学界对其学术理念和方法论的借鉴、吸收与融合基本成熟,无论是其学术发展史还是代表性学者的学术思想都已基本把握,不断运用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实践且有创新发展。文化涵盖艺术,或称艺术是文化的有机构成。西方学术界对艺术作品、艺术形态和艺术现象运用文化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理念进行深入探讨,使艺术人类学独立成为学科,在方法论的角度与文化人类学有着相当程度的相通一致性,侧重艺术阐释显现出特殊性。

  文化人类学有很强的包容性,就像是一个硕大的筐子,将多种方法论综合,内容相当丰富(20世纪80年代即有15种理论①,现在更多)。我们应辨析筐子里有什么,毕竟这些都与文化人类学有着密切关系。人们从文化视角和从艺术学视角所选用的方法有重合性,我们应该把握哪些属于共通性,哪些属于特殊性。艺术人类学涵盖艺术的所有门类,或称每种艺术类型都是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在于,门类艺术自身都试图与文化人类学结合,形成戏剧人类学、舞蹈人类学、美术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等等。从音乐学学科分支上看,有音乐人类学,也有民族音乐学,依笔者看来其实属于一个东西。艺术人类学将属于艺术的诸学科纳入,试图在探求艺术之共性的基础上把握各自特性,否则只是各自表述,难以形成学科整体意义。总之,艺术人类学应该是各艺术门类的学术研究平台,使众多运用文化人类学进行相关研究的艺术门类在此交流汇聚,毕竟作为艺术有其共性内涵。

  文化人类学派生出众多独立学科,艺术人类学当如此。本来就是西方学术界的类分,因此,不断跟踪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和研究成果很有必要,但应考量其在中国实践的意义。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套用这些理论与方法,否则其在中国的实践仅是这些理论与方法的注脚。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应当思考在吸收融合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基础上如何根据自身特点建立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并为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回归历史语境,把握艺术的生成与发展

  艺术人类学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有着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毕竟中国有着众多艺术形态和艺术现象。关键在于这些学术理念和方法如何对艺术形态研究有所助益,对其他研究对象有所镜鉴。

  各艺术门类都要借助学术方法以行研究,将研究对象立体化而非平面化。每一种学术方法就是一种视角或称切入点,研究者借助这些方法论对研究对象进行综合辨析。笔者在研读学界用西方学术理念和方法解析中国传统艺术的相关著述时发现,其对艺术形态自身,或称对孕育形成这些艺术形态的传统文化内涵把握不足,不能够回到历史语境中去认知这些艺术形态何以生成与衍化。如此一来,用什么样的理论辨析都显苍白。要对本原有基本把握,方可以用相应的理论与方法对其深层解读。

  既然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艺术门类,当然要把握其生成与发展各个时期的社会语境与背景,如果不能把握这种语境以及艺术形态在中国的发展衍化,只以当下论,断难彰显中国特色。也即对中国艺术发生、发展的深层内涵没有基本把握,特别是对其历史发展衍化脉络没有清晰了解,只从当下存在看其本体形态,而在历时性层面忽略了其整体意义。这正是遭受诟病的原因。要把握整体意义也非易事,需要有相应的知识体系,否则难以做出准确判断,这恰恰是我们在运用艺术人类学方法对中国艺术进行研究时的缺失。艺术人类学要想在中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对中国艺术当下形态进行认知的同时还应认知其生发的历史语境及衍化发展,用自身形成的系统话语去解释中国的艺术现象、艺术形态和艺术传统,如此方能真正显现艺术自身以及其之于社会的深层内涵。不认知传统很难将研究引向深入。

  区域人群在某种文化背景下对多种门类艺术创造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累加形成深厚内涵,包括艺术门类的创作理念、形制、类型、风格、属性等多种层面。艺术创作一定会受到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影响,但总有一些元素是不断链的传承,或称有着明显的承继意义。这需要我们对同一艺术类型的历史衍化脉络进行整体把握。许多研究多套用外来学术方法认知中国艺术形态,却不了解其深厚内涵。中国社会有着自己的文化精神、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创造是怎样的显现,有怎样的意义,如果不能够从自身创承意义上把握则常常不知所云。

  必须认知、把握、汲取外来学术观念和方法,参照与借鉴并举,而对中国艺术文化传统深层内涵的把握更是不可或缺,若不能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许多学术研究就会苍白无力。要把握艺术类型深厚的文化底蕴,需对其历史有深层辨析,并准确把握其形态特征。我们以音乐为例。与以视觉为主导的艺术形态不同,音乐是一种具有稍纵即逝时空特性,以听觉为主导的艺术形态。正因此,在爱迪生发明留声机之前(1877年),古人的演奏和演唱我们无法听到。中国由于古代没有记录乐舞的符号系统,在有乐谱和舞谱之时又因节奏和时值不够明确,需靠活态传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借助出土文物和相关图像、文献进行解读难以直观。这是相对准确地把握音乐艺术的历史形态不可逾越的鸿沟,但不应该成为我们不去把握的理由。

  正因为这种局限,对音声艺术活态我们无法追溯,但可以运用艺术人类学,或称文化人类学方法对一些有着传统内涵的音乐艺术形态进行逆向考察(音乐学界早有借助该种方法论进行研究的先例,如冯文慈先生的相关论述②)。这需要熟谙文献以及相关考古实物和图像资料。对文献把握必须掌握古代汉语(文字、训诂、语法、修辞、音韵等)和文献学(目录、校雠等)知识,这需要较长的学习过程,当然不如直接采用一些翻译过来的学术理念那样简便,这是许多研究难以深入的原因。艺术人类学以及文化人类学侧重当下,把握艺术形态于社会文化生活中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存在。我们当然要把握传统艺术形态自身,但仅聚焦在此,体味与感知活态,难以进入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深层状态。当我们看到许多音乐艺术形态与民间礼俗依附共生,应考量是怎样的功能性导致了这种相须为用,这种相须为用对于艺术形态的创造以及艺术形态的稳定存在有怎样的作用,这些艺术形态与民间礼俗是怎样的关系。

  进一步来讲,这些民间礼俗何以形成,许多艺术形态何以会与民间礼俗相互作用而存在,这些当下以民间礼俗认知者仅仅是民间态还是曾经与国家意义有着密切关联,如有关联则应辨析何以如此,国家意义靠什么支撑。民间礼俗有怎样的类型,庙会、逝世三周年祭奠与丧礼、婚礼在属性上有怎样的差异,何以这些都会有仪式存在。在民间礼俗中,仪式用乐和非仪式用乐有怎样的不同,这些用乐涉及怎样的功能性意义,不同的功能性意义与中国用乐的大传统有怎样的关系。作为稍纵即逝的音声形态,音乐何以通过仪式能够相对稳定地存在,特别是同一音乐会社所传承的艺术形态以及相传数百年的乐谱手抄本,何以能够让人感受到演奏与乐谱基本一致而少有变化。如果缺失了仪式性诉求和文化认同,这些乐舞形态能否传承至今。凡此种种,都需辨析。这是系统工程,或称整体性把握,只有回答了这些基本问题,方能真正称得上是运用艺术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音乐学相关问题、对艺术传统深层内涵进行了深度把握。这就是学界所谓十年、数十年磨一剑的道理所在。许多研究者等不及这么长的时间,不想下此苦功,短平快研究频出,其学术成果是否有深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重在研究者自身知识结构的调整

  其实快速研究状态与“十年一磨剑”并不矛盾。学术意义上的“磨剑”并非闭门造车,而是看准方向不断调整,向纵深发展,从而达到一个个阶段性目标,指向终极目标。在这种意义上,不断调整自身知识结构,进行深入思考,有利于长期性、专门性的学术研究。所谓学术话语,从客观上讲是要在每个学术领域都建立起属于中国自身的话语系统,就研究个体来讲当然要为这种话语系统的建立而不懈努力。这既需要研究者具有系统知识及学术敏感,又需要其不断调整知识结构。这当然不仅是简单套用某种学术理念和方法以成,也不仅是靠浅描和深描就能达到。从事学术研究,简单套用某些学术理念似乎相对容易,却难以深入。

  其实任何一门学问都具解释学意义,即运用学科知识对一些相关现象进行合理解释,在解释过程中引用多种学科方法以成。要明确的是,若要将研究引向深入,需借助“工具”真正认知研究对象,否则就会如核桃与桃仁的关系,仅对其外形描述难知果仁的味道,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引进研究方法是为了对中国艺术领域的学术对象进行深入探讨,在掌握之后应将这些理论本土化(融合),以审视和检验哪些更有效。只有将这些搞清楚,方能有所比较,任何比较都应该建立在对至少两个或多个不同文化间艺术本体形态的清晰把握之上。如果不能对传统文化内涵进行深层辨析,认知本土文化何以能够孕育出这样的艺术形态,就会在研究过程中被外来的学术理念牵着鼻子走,偏离“航道”。

  以中国的音乐艺术为例。近一个世纪以来,学界更多以欧洲专业音乐理念来认知中国传统,定位在审美与娱乐层面。这样把握亦有道理,毕竟成体系的欧洲专业音乐以这种样态为基本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乐的确有这样的功用,即俗乐。在三千年前的周公时期,当社会将情感的仪式性诉求定位为礼乐形态,重群体性、固化为用时,有俗乐形态以非仪式性诉求、灵活性为用与之对应。所以说,俗乐重在表达个人审美、娱乐性情感(当然有思想性的内涵)③。明明中国传统社会对乐有明确类分,侧重不同的功能性意义为用,如果我们不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进行把握,明确礼乐和俗乐两条主导脉络的意义,只是以欧洲专业音乐为参照系,可能就会仅从审美、娱乐的视角加以把握。当我们从中国传统文献中也同样能够找到这样的用乐方式,而仅仅解析与之相关的文献,却不去把握中国数千载的文献中何以会有如此丰富的、系统性的仪式用乐记录,当下乡间社会中何以会有大量的仪式用乐形态存在,又怎么能够说是全面而整体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中乐文化的意义?仔细研读文献,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中国传统社会何以重视乐,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乐是否仅仅供审美、娱乐之用,仅如此是否为古人如此重视乐的理由?中国传统社会有“礼乐文化”“礼乐文明”之谓,其内涵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不断研读文献并深入思考,我们的学术团队历经数十载终于把握了历史语境中礼乐和俗乐两条主导脉络为用的基本样态。

  由于乐稍纵即逝的时空特性,加之文献记述相对简略,因此单凭文献我们难以全面把握传统社会中的用乐。我们应借助艺术人类学或称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特别是借助于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将共时与历时的一对概念引入,并以发生学和功能性学术理念把握传统用乐的仪式为用和非仪式为用两条主导脉络,认知历史上国家礼制仪式用乐和非仪式用乐从宫廷、京师到地方的相通性,把握礼制仪式用乐的多类型和多层级,把握非仪式用乐在高级别官府所在地的丰富内涵,把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裂变”出的以音声为主导的艺术类型,诸如说唱、戏曲等等。恰恰是由于两种用乐都是由官属专业乐人承载,在雍正禁除乐籍这一历史节点上地方官府中由官属乐人承载的国家礼乐转为民间礼俗仪式用乐,国家非仪式用乐由官养转化为官民共养,更多为民间所承继和创造。国家制度下礼制仪式用乐的体系化,使全国范围内都有这样一批官属乐人承载国家礼乐,当这些国家礼乐的承载者转而服务于民间,则意味着国家礼制仪式向民间礼俗仪式的转化或称文化下移。在此意义上,当下民间许多仪式用乐类型、乐曲、乐调、乐律,甚至乐队组合、乐谱等等,都是由历史上官属专业乐人创承,即“官乐民存”。官属女性乐人在高级别官府中承载的多种非仪式用乐,即俗乐,进人民间后经过不断的创造发展,在城市之中更具审美娱乐之功用,教育功能亦兼而有之,当下乡间社会则会因应某种礼俗事项而仪式用乐和非仪式用乐并存。

  如果不能够将文献和实地考察接通,把握历史上国家礼乐一脉何以会在当下以民间活态存在;如果只是对一时一地的音乐会社和班社进行描写,没有更为宏观和整体的把握,不去挖掘国家礼乐被民间礼俗仪式用乐所接衍的内涵,就难以把握中华民族礼乐文化传统的当下存在,难以把握中国传统用乐的话语体系,也难以看到中华礼乐文明有怎样的实质性内涵,明确中华民族礼乐文化对于世界有怎样的重要贡献。

  如果不从历史文献中明确中国乐文化传统有礼乐和俗乐两条主导脉络,在此前提下循俗乐一脉把握其发展衍化,就难以明白非仪式为用的俗乐与世俗社会何以会有如此密切的关联。这条脉络在社会发展中不断裂变,并出现了独立的艺术门类,如舞蹈、戏曲等。如果我们只注重某一历史时期的某种用乐类型和某些作品,而不能够把握保障国家用乐实施的制度、机构等多种要素,认知乐所具有的时空特性,就难以明确俗乐一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同样要有专业乐人团队方可形成这种整体一致性下的区域多样性。俗乐一脉作为歌舞、大曲、说唱、戏曲等形态母体的意义,也只有在认知这些的前提下,从艺术人类学视角对这些艺术门类进行综合研究方具学术性内涵。这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特色意义。我们当然可以用艺术人类学方法论对一时一地的音乐形态、乐人、乐本体进行辨析,但还应有整体认知,而所谓整体认知仅运用某一种学科方法论显然不能实现。事实上,研究难有仅用某一种学科方法论解决问题,而多种学科方法论的把握则需要研究者调整知识结构和拓展知识面。要想在某一领域真正有所建树,这些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功能性是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体系化的特色意义,以上只是简单梳理,学术内涵有待深入挖掘,若不能在把握中国文化基本结构的基础上运用多种学科方法论则难以认知。首先是把握乐之时空特性,从功能视角明确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定位,当然也运用历史人类学中历时与共时的概念,如此方能将历史大传统与活态对接。就乐这种形态讲来,要将乐之本体特征与历史传统相接,要注重国家制度对其掌控的意义,恰恰是因为从宫廷、京师到各级官府都有制度规定且建立了相应的用乐承载机构,有专业乐人群体,国家意义上的专业音乐形态方能得以承载和使用。我们在整体认知的前提下对一时一地的艺术存在进行把握,更有学术意义。如果研究中国音乐艺术传统而不把握其深层内涵,便会缺失整体意义。

  四、构建历史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的中国话语体系

  建立艺术人类学的中国话语体系,首先应对艺术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进行梳理,把握两者内涵之间的共通性,明确艺术人类学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相关理念和学术方法论对涉及艺术门类的诸多形态进行系统性研究,以中国的诸种艺术形态、艺术现象和艺术本体为研究重点。艺术人类学的学科方法论进入中国同样需要本土化,应在把握普遍性意义的同时注重其在本土的特殊性意义,或称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如此方可使学术理念和方法论得到有效运用。换言之,这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对中国诸种艺术形态在依照其基本理念进行辨析的同时,把握住这些艺术形态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和特性、内涵,不能仅以当下活态认知,要把握其发展衍化的内在关系。

  “共时”与“历时”这对概念近几十年在历史文化人类学或称历史人类学中同时使用,是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结合。历史学注重研究历史上诸种文化事项的发生、发展,在既有学术研究中较少关注当下活态存在;而文化人类学在拓展视域时更多关注文化事项的当下存在,较少关注其历史发展。中国历史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学科方法论,并有多种辅助性学科或称不可或缺的多种基本要素以成。历史人类学既是历史学也是文化人类学方法论和研究理念的拓展,为弥补各自短板,在相互交融过程中找到契合点,以解决既往各自学科论域难以把握和认知的相关问题。

  文化人类学虽然年轻却也有其相对严谨的学术理念和方法,我们要努力把握这种学科方法论建构的思想内涵和理论系统,把握不同学科门类运用文化人类学学科方法论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对该学科的影响,使得文化人类学更加体系化。要掌握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和相关研究实例可通过阅读原著或译著进行,但要掌握中国历史学的相关理论和实例则需较长的学习过程。换言之,要掌握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有历史学学术背景的研究者可能更加从容,如没有对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乃至经学、理学有过系统学习,难以对历史人类学有深层把握,这“历时”绝非简单的概念。只有相对全面地掌握了两种学科的基本知识和方法论,才可以说真正懂得历史人类学,也才能将这一学科的方法论用于诸种艺术类型、艺术形态和艺术现象的研究。这会涉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环境、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群对艺术的创造和应用,他们对不同符号系统的创制和对多种同功能性的认知。总之,经过相对严格的学术训练方能在面对研究对象时把握其特色和内涵,构建起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的艺术人类学的中国话语体系。

  要构建艺术人类学的中国话语体系,绝非一日之功、一己之力可完成,毕竟有这么多艺术门类、艺术形态在既有共通性又有差异性的社会背景下存在,此间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对这些究竟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其历史发展脉络和生成机制以及当下存在机制如何,都需要认真思考和面对。艺术人类学以文化人类学基本方法为本,研究多种艺术门类、艺术形态、艺术现象的相关问题,而文化人类学自身又在发展中衍生出历史人类学理念,这样的学术理念对于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中国定然有效。我们可沿着这种思路前行,将历史学与艺术人类学结合,不必在意叫什么名称,关键要有这样的学术观念。有学者讲:我是学民族音乐学的,一遇到历史学的问题便力不从心。另一位则称:我们知道应该到活态中把握传统存在,哪里有啊?这是两种学科不相往来的典型例证。依笔者看来,民族音乐学其实就是借鉴文化人类学的学科方法研究音乐学的相关问题,文化人类学早期理念的确不太注重历史学层面,但既然文化人类学明确了历史人类学方法论的有效性,音乐学乃至艺术学为何不借鉴汲取呢?但汲取则必须调整知识结构,拓展知识面,否则难以实施。就传统音乐讲来,只要你走进乡间社会,走进一个多为职业或半职业乐人的吹鼓手班社,他们的生存方式就是如此,怎能说长时间没有这方面的民间礼俗用乐场合供其施展呢?这就是他们的饭碗。有这样的文化认同方能将具有多种功能性意义的用乐礼俗传承至今。如若缺失学术理念便不可能把握传统的活态存在,特别作为乐这种具有时空特性的艺术样态更是如此。民间礼俗为仪式与非仪式用乐的平台,使传统能够活态传承,这些在当下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对“非遗”的认知当然是历史上生成,活态传承至当下,如此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这个学科年轻,要形成有深度的学术理念需假以时日。有人讲:我就是对其一点进行辨析,无须非要搞明白再行研讨。但要想将学问引向深入,不下一些笨功夫和气力还真是难以奏效。如果没有相应的学术积累,所谓实地考察就会成为“传声筒”,文化旅游式的介绍断难成为有深度的学问。没有面壁十年的韧劲,难以将学问做深、做扎实,也不会有真正为学界所认同的学术研究成果。

  中国众多艺术形态和艺术现象皆具有传统内涵,中国传统社会不似当下有着便捷的传播与交流方式,却存在着相对有效的制度管理和创承,所以会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化的自身话语。关键是我们怎样运用这些学科方法论在把握普遍性意义的前提下努力认知其在国家、民族和区域文化中的特殊性,使某种艺术门类的深层内涵得到深刻揭示。把握体系化的学术话语,这应该是学科理念有效实践的关键所在。如果艺术人类学的学科方法论只是揭示或称解释表层,便失去了作为学科存在的真正价值。

  走近艺术形态对其进行观察、体味和描述是研究的必要前提,但学术研究显然不能止于此。我们借鉴和运用各学科方法论,有意识地把握艺术的区域性、民族性,还需研究者自身具备相应的学术涵养。中国艺术人类学会里有各门类艺术的研究者,学会为艺术学科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提供了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当然不仅是各自表述,还应开展学术交流,使研究者从相关门类艺术研究中收获知识和学术启迪,如此方能共同构建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不同门类艺术传统以成的自身话语和研究话语在深研之时需不断归纳总结,研究话语应把握传统及当下存在,注重提炼升华,既彰显本学科学术特征,又体现艺术门类整体意义。

  运用多学科学术理念和方法论深入辨析门类艺术之传统及其发展衍化,认知艺术形态和艺术现象在当下社会中的存在方式与受容,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属于中国的艺术人类学话语体系,需要相当长的实践过程,但必须有这样的学术意识,方能真正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与沟通。我们强调接通“历史”与“田野”,因应研究之需调整自身的知识结构与学术理念,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形态、艺术现象之发生发展的深层内涵进行把握,避免仅用西方理念对研究对象的表层进行辨析,既然是研究中国的诸种门类艺术,自当努力把握和构建自身的学术话语。

  注释

  ①绫部恒雄编《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②冯文慈《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音乐研究》1986年第1期。

  ③项阳《周公制礼作乐与礼乐、俗乐类分》,《中国音乐学》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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