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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二十四史·艺术列传》对《四库全书总目·艺术类》与《清史稿·艺术列传》的路径分析
2020年08月11日 10:25 来源:《艺术百家》2019年第1期 作者:李倍雷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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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基于《史记》“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形成了《后汉书·方术列传》,而《二十四史·艺术列传》又是在《后汉书·方术列传》基础上形成的,即“方术列传”是“艺术列传”的原型。《二十四史·艺术列传》从《魏书·术艺列传》到《晋书·艺术列传》《周书·艺术列传》《隋书·艺术列传》再到《北史·艺术列传》之后,从此便无“艺术列传”,直到《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有了“艺术类”,到了《清史稿》“艺术列传”才复现。《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艺术类》包含了雅音、绘画、书法、印章等具有“鉴赏一途”类的内容,也有博弈、投壶、投射、打马球、樗蒲等“娱乐”类的内容。《清史稿·艺术列传》包含了医术、绘画、书法、形家、技击、投射、营造、制器乃至火炮等在内的技术,其中把一些并非具有“鉴赏”和“娱乐”的内容也纳入了“艺术列传”范畴,体现了把科技融入艺术中的完整概念,这隐秘地延续了“方技”“术艺”以及《二十四史·艺术列传》的路径。从而正史中的“艺术列传”这个路径,使我们看到中国固有“艺术”概念与内涵不同于西方“Art”的概念与内涵。

  关 键 词:艺术史/《二十四史·艺术列传》/《清史稿·艺术列传》/《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艺术变迁/路径分析

  作者简介:李倍雷(1960-),本名李蓓蕾,男,汉,重庆人,东南大学文学(艺术学)博士,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艺术理论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合作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理事,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美术史论研究(江苏 南京 210018)。

  纵观《二十四史》立传繁多,当然我们的着眼点是对“艺术列传”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就是说除了《二十四史·艺术列传》,还有哪些是与“艺术列传”相关的问题,诸如《二十四史》“艺术”概念的形成,“艺术列传”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它发生了哪些变动与变迁,尤其是变迁到《清史稿·艺术列传》这期间有哪些内容发生了变动。这个变迁的“路径”是我们要探讨的主要对象。我们先看一段《北史·艺术列传》“小序”:

  自魏至隋,年移四代,至于游心艺术,亦为多矣。在魏,则叙晁崇……,以为《术艺传》;在齐,则有由吾道荣……为《方伎传》;在周,则有……以为《艺术传》;在隋,则有庾季才……为《艺术传》。今检江式、崔彧、冀俊、黎景熙、赵文深各编别传。又检得沙门灵远……附此篇,以备《艺术传》。前代著述,皆混而书之。但道苟不同,则其流异。今各因其事,以类区分。先载天文数术,次载医方伎巧云。[1]2921-2922

  《北史·艺术列传》这里把自《魏书·术艺列传》《齐书·方伎列传》《周书·艺术列传》《隋书·艺术列传》以来的“艺术列传”的变动与变迁说得非常清楚,最后“小序”把《北史》自身为何要为“艺术”立传也讲的非常明白:“前代著述,皆混而书之。但道苟不同,则其流异。今各因其事,以类区分。先载天文数术,次载医方伎巧云。”《晋书》是为“艺术”立传最早的史书,但是《北史·艺术列传》这里没有提及《晋书·艺术列传》,而是从《齐书·方伎列传》开始的梳理“艺术列传”的变迁,是不是与宋、齐、梁、陈的正史里没有为“艺术”立传有关,其中缘由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推测与“艺术”来源于“方术”有关,这正是我们着手对中国正史中“艺术列传”的变迁与变动路径进行分析与探讨的关键点。我们这里基于《二十四史·艺术列传》包括其中“方技列传”和“术艺列传”的变迁路径,分析与探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艺术类》与《清史稿·艺术列传》的含义及其内在变化。

  一、《二十四史·艺术列传》源头与后续

  我在一些文章中提出一个基本观点,认为《二十四史·艺术列传》源于《后汉书·方术列传》,而《后汉书·方术列传》来源于《史记·日者列传》和《史记·龟策列传》。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先看看“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的含义是什么。

  《史记·日者列传》云:“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代王之入,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2]2435裴骃集解:“墨子曰: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2]2435司马贞《史记索隐》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时日通名‘日者’故也。”[2]2435这里裴骃的“集解”和司马贞的“案”,把“日者”阐释得非常清楚。《史记·龟策列传》云:“太史公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2]2435‘日者”与“龟策”都是属于卜筮、蓍龟“决悬疑”一类的意识形态的活动。故《史记·龟策列传》“小序”云:

  夫摓策定数,灼龟观兆,变化无穷,是以择贤而用占焉,可谓圣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龟,而武王有瘳。纣为暴虐,而元龟不占。晋文将定襄王之位,卜得黄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献公贪骊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祸竟流五世。楚灵将背周室,卜而龟逆,终被干溪之败。兆应信诚于内,而时人明察见之于外,可不谓两合者哉!君子谓夫轻卜筮,无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祯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书建稽疑,五谋而卜筮居其二,五占从其多,明有而不专之道也。[2]2435

  正是“日者”与“龟策”在意识形态上大体一致,因此《后汉书》将“日者”“龟策”合二为一形成“方术列传”。《后汉书·方术列传》“小序”云:

  仲尼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若夫阴阳推步之学,往往见于坟记矣。然神经怪牒、玉策金绳,关扃于明灵之府、封滕于瑶坛之上者,靡得而窥也。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乃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效于事也。而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3]1825

  《后汉书·方术列传》引用《易》“卜筮者尚其占”阐释“方术列传”的内容。所谓“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即“日者”和“龟策”都属于“卜筮者”的范畴,只是分不同的类而已。《后汉书·方术列传》列举了“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等,它们都是方术的范畴,并为专门记载这些“技术”的祖述立传。到了《晋书》“方术”变迁为“艺术”并为其立传。《晋书·艺术列传》“小序”云:

  艺术之兴,由来尚矣。先王以是决犹豫,定吉凶,审存亡,省祸福。曰神与智,藏往知来;幽赞冥符,弼成人事;既兴利而除害,亦威众以立权,所谓神道设教,率由于此。然而诡托近于妖妄,迂诞难可根源,法术纷以多端,变态谅非一绪,真虽存矣,伪亦凭焉。圣人不语怪力乱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叙妖梦以垂文,子长继作,援龟策以立传,自兹厥后,史不绝书。汉武雅好神仙,世祖尤耽谶术,遂使文成、五利逞诡诈而取宠荣,尹敏、桓谭,由忤时而婴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虑之一失者乎!

  详观众术,抑惟小道,弃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经。载籍既务在博闻,笔削则理宜详备,晋谓之《乘》,义在于斯。今录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纪者,以为“艺术传”,式备前史云。[4]2467

  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开题的一句:“艺术之兴,由来尚矣。先王以是决犹豫,定吉凶,审存亡,省祸福。曰神与智,藏往知来;幽赞冥符,弼成人事;既兴利而除害,亦威众以立权,所谓神道设教,率由于此。”它不但确立了艺术范畴与路径,而且与《后汉书·方术列传》首段十分相同:“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若夫阴阳推步之学,往往见于坟记矣。”并且《晋书·艺术列传》也说得非常清楚:“逮丘明首唱,叙妖梦以垂文,子长继作,援龟策以立传,自兹厥后,史不绝书。汉武雅好神仙,世祖尤耽谶术,遂使文成、五利逞诡诈而取宠荣。”自此以后,《周书》《隋书》和《北史》皆为“艺术”立传,其内容大抵相同。《魏书》为“术艺列传”,与“艺术列传”并无区别,“艺”与“术”皆指技术、技巧、才力等,所以《周书·艺术列传》在描述其内容时使用的是“术艺”这个概念,也就不奇怪了。

  总而言之,《二十四史》中的“艺术列传”是从《史记》的“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变迁为《后汉书·方术列传》,最后再变迁为“术艺列传”与“艺术列传”。当然,我们需要注意一个现象,就是大凡为“艺术”立传的正史如《晋书》《周书》《隋书》《北史》,几乎都是唐代时期修撰的。尽管“艺术”这个概念在南朝时期出现,即《后汉书》“孝安帝记”“伏湛传”两处使用了“艺术”的概念,但频繁使用“艺术”这个概念却是在唐代。唐人成玄英(608-669)用了“艺术”这个概念来阐释《庄子·天下》的“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中的“方术”。《庄子·天下》云:“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5]864唐人成玄英疏:“方,道也。自轩顼已下,迄于尧舜,治道艺术,方法甚多,皆随有物之其情,顺其所为之性。”[5]1864这种现象对研究《二十四史·艺术列传》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后晋所修《旧唐书》、宋代所修《新唐书》没有“艺术列传”,以后所修的“正史”中较少延续使用“艺术”这个概念更无“艺术列传”,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当然,在欧阳询(557-641)所撰《艺文类聚》中有“巧艺部”,所包含有射、书、画、围棊、弹棊、博、樗蒲、投壶、塞、藏鉤、四维、象戏。[6]1264宋代郑樵(1104-1162)编纂《通志·十二略·艺术》继承了这个路径,收集的历代“艺术”类别有:“射”“骑”“画录”“画图”“投壶”“奕碁”“博塞”“象经”“樗蒲”“弹碁”“打马”“双陆”“打毬”“彩选”“叶子格”“杂戏格”[7]1707-1737,也是具体地划分了“艺术”的种类。尽管《艺文类聚》《通志》不属于《二十四史》正史范畴,但隐含了“艺术”延续与变动的路径。稍后马端临(1254-1323)《文献通考·经籍考》“子·杂艺术”分类大体也是按照这个内容与路径:

  “晁氏曰:南齐谢赫撰。言画有六法,分四品。夫秋之奕,延寿之画,伯乐之相马,甯戚之饭牛,以至曹丕弹棋,袁彦之樗蒲,皆足以擅名天下。昔齐侯礼九九,而仲尼贤博奕,良有以哉。经著大射、投壶之礼,盖正己养心之道存焉,顾用之何如耳,安可直谓之艺而一切废之?故予取射诀、画评、奕经、算术、博戏、投壶、相马牛等书同次之为一类。

  按:晁、陈二家书录,以医、相牛马及茶经、酒谱之属,俱入杂艺术门,盖仍前史之旧。今以医、相牛马之书名,附医方、相术门,茶酒经、谱附种植入农家门,其馀技艺则自为此一类云。”[8]6273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实际上从《后汉书》首次使用的“艺术”概念一直在历史中延续。唐代修撰前代的“正史”中为“艺术”立传,尽管是后为前所修撰正史,但说明唐代修史中的“学者”熟悉“艺术”的概念与范畴,后晋所修《旧唐书》和宋所修《新唐书》中虽然没有为“艺术”立传,但《旧唐书·经籍志》里有“杂艺术”,其中有投壶、博、博塞、围碁、象经。[9]2045欧阳询《艺文类聚》中设“巧艺部”,“巧艺”所包含的与《旧唐书·经籍志》相似,仅名称上有一点区别。“艺术”在宋代的《通志·十二略》中设有“艺术”大类,《文献通考》有“杂艺术”,都是延续《旧唐书·经籍志》的做法。当然还需注意的是《文献通考》对“艺术”有“养心之道”的功能的提法,但尽管如此,《文献通考》称这类为“杂艺术”,意在说明“艺术”内容繁多,相对其他类别比较杂乱,未必能入高堂或大道。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从事“艺术”这类的人掌握了多种“艺术”的小技巧,也就是像《艺文类聚》所说的“巧艺”。明代焦竑(1540-1620)所撰《国史·经籍志·子部》列有“艺术”。当然,“艺术”的内容是有变动的,但大体上不离“技术”“技巧”“才能”的含义。即与许慎《说文解字》对“艺”与“术”阐释是吻合的。

  二、从《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看“艺术”的变动

  乾隆时期编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把“艺术”归入《子部》,与《二十四史·艺术列传》在内容上有较大的变动,把“巫医”“天文”“术数”与“艺术”各自并列分类。《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云:“可以自为子部者,儒家以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又云“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学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以上二家小道可观者也。”[10]1190也因此,“巫医”“天文”“术数”与“艺术”各有其“小序”。我们比较一下“术数”与“艺术”小序的陈述。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术数类》云:

  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流,傅以杂说耳。物生有象,像生有数,乘除推阐,务究造化之源者,是为数学。星土云物,见于经典,流传妖妄,浸失其真。然不可谓古无其说,是为占候。自是以外,末流猥杂,不可殚名。史志总概以“五行”。今参验古书,旁稽近法,析而别之者三:曰相宅相墓、曰占卜、曰命书相书。并而合之者一,曰阴阳五行。杂技术之有成书者,亦别为一类附焉。中惟数学一家,为《易》外别传,不切事而犹近理。其余则皆百伪一真,递相煽动。必谓古无是说,亦无事理,固儒者之迂谈;必谓今之术士能其传,亦世俗之惑志,徒以翼福畏祸。古今同情,趋避之念一萌,方技者流遂各乘其隙以中之。故悠谬之谈,弥变弥夥耳。然众志所趋,虽圣人有所弗能禁。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通者姑存其说可也。[10]1418

  我们再看《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艺术类》云:

  古言六书,后明八法,于是字学、书品为二事;左图右史,画亦古义,丹靑金碧,渐别为赏鉴一途;衣裳制而纂组巧,饮食造而陆海陈,踵事增华,势有驯致。然均与文史相出入,要为艺事之首也。琴本雅音,旧列乐部,后世俗工拨捩,率造新声,非复《清庙》、《生民》之奏,是特一技耳。摹印本六体之一,自汉白元朱,务矜镌刻,与小学远矣。射义、投壶载于《戴记》。诸家所述,亦事异礼经,均退列艺术,于义差允。至于谱博奕、论歌舞,名品纷繁,事皆琐屑,亦并为一类,统曰杂技焉。[10]1479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这个分类方法是来自于《文献通考》的分类路径。《文献通考·经籍考》分“子·阴阳”“子·五行”“子·杂艺术”。其中“子·阴阳”包括“天文”“历算”,而“子·五行”包括“占筮”“刑法”,关于“子·杂艺术”前面我们已经说了。《文献通考·经籍考》这里的“子·阴阳”“子·五行”“子·杂艺术”在《二十四史·艺术列传》统为一类,是同属于“艺术”范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还将“子·医家”(“巫医”)也单列为一类,而《晋书·艺术列传》中所说的“决犹豫,定吉凶,审存亡,省祸福。曰神与智,藏往知来;幽赞冥符,弼成人事”等,均不在“艺术”范畴。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艺术类”的分类参照了《文献通考》所说的“养心之道”的标准,将通常说的琴、棋、书、画、投壶、博弈、射义等依然作为“艺术”列入归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到“赏鉴一途”,应该是从《文献通考》的“养心之道”演化而来,或者说二者相通而互补,概言之“鉴赏一途”与“养心之道”成为进入“艺术”类的标准,这就为“古言六书,后明八法,于是字学、书品为二事”找到了依据。“小学”一类的训诂、训音之学,即如《说文》所说阐释文字“六义”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语义之学,与书法的“八法”笔法技巧也就是侧、勒、努、趯、策、掠、啄、磔八种笔法加以明确区分。“小学”并非“养心之道”也非“鉴赏一途”的内容,与原来混杂在“艺”或“术”里作为技巧、技术或能力一类的“方技”或“艺术”(术艺)区别开来,将具有较高技巧要求且有“养心之道”和“鉴赏一途”的书法保留在“艺术”类别中。按照这个逻辑推论下去,必然就是“左图右史,画亦古义,丹青金碧,渐别为赏鉴一途”,因此与“文史”相出入的衣食住行制造行业才属于“艺事”,俗乐乃存一技。“汉白元朱”这类“摹印”远离训诂、训音之“小学”,“事异礼经”退出“艺术”,“谱博弈、论歌舞,名品纷繁,事皆琐屑”,单独为“杂技”一类,应该是《艺文类聚》说的“巧艺”或《文献通考·经籍考》说的“杂艺术”。

  很显然《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把原与“文史”混揉一起的“艺术”越来越归类于“技巧”“技术”或“才能”方面去了,把“艺术”在技术层面的“小道”作为文人士大夫业余时间的“养心之道”的玩技,“小道”成为他们把玩、鉴赏和养心的对象。也就是说,《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标准越来越靠近《论语》说的“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11]200而且《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还把《二十四史》中的“方术列传”或“方技列传”归类在“术数列传”中,某种程度上等于回到了《后汉书·方术列传》的分类方式上。这就等于说,《二十四史·艺术列传》还与“方技”“方术”乃至与《易》置于在一起时的“艺术”归类,被《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越来越视为雕虫小技而归结到“小道”里,“游学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的“艺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变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是在乾隆主持下修订的,多次强调要与《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互为校核,并下谕旨:“当今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谥,应改为忠义。第本传相沿已久,民间所行必广,难于更易,著交武英殿,将此旨刊载传末,用垂久远。”又云:“除《明史》本传外,所有入《四库全书》诸人文集,均当广为蒐采,裒集成编。即有违碍字句,只须略为节润,仍将原文录入,不可删改。”[12]5、10足见乾隆制定了大方向也注意到对细节的修订。《进四库全书表文》云:“文章有象,翠妫遂吐其天苞;绘画成形,白阜肇图其地络。书传苍颉,初征雨粟之祥;箓授黄神,始贮灵兰之典。洞庭秘简,稽大禹所深藏;柱下丛编,付老聃以世守。秦操金策,升籍虽焚;汉理珠囊,遗经故在。儒生密实,维孔鲋之家;谒者胖求,见陈农之奉使。蝌文以后,篇章自是滋多;麟阁所储,条目于焉渐备。”[13]2680从这个“进表”的描述看,重点在于厘清源头,遵从祖述,也确定了修订者的视野和角度。因此,修订《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清代大学士,他们的文化立场与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艺术”的价值取向。同时,我们还需注意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是按照“儒家以外”子部的要求分类的,如前所引“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原本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还在《二十四史·艺术列传》里的,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却分别归类,这样“艺术”的内容被缩减了许多。

  从《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对“艺术”内容的界定以及与“艺术”其它类别的并列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变动已经与《二十四史·艺术列传》有所不同。“艺术”分类及其内容的这种变动,是否受到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圣谕”中并没有任何该方面的信息表露。同时,《进四库全书表文》云:“元元本本,总归圣主之持衡;是是非非,尽扫迂儒之胶柱。至其盈箱积案,或汗漫而难寻;复以提要钩元,期简明而易览。譬诸典谟纪事,别行小序之一篇;类乎金石成书,先列诸碑之十卷。分纲列目,见义例之有条;按籍披图,信源流之大备。水四瀛而山五岳,侔此壮观。前千古而后万年,无斯巨帙。盖非常之制作,天如留待于今。而希有之遭逢,人乃躬当其盛。叨司校录,实忝光荣。臣等功谢囊萤,识同窥豹。钻研文字,未能脉望之通仙;延缓岁时,仅类鞠通之食墨。仰旨训示,得闻六艺之源。”[13]2682表文中也无该方面信息,较好的解释就是以“鉴赏一途”与“养心之道”作为《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艺术”内涵选定的准则。

  但是,到了《清史稿·艺术列传》“艺术”内涵变迁的情形就不一样了。

  三、《清史稿·艺术列传》内容分析

  很有意思的是,《清史稿》“恢复”了中断已久的《二十四史》中的“艺术列传”,把《二十四史·艺术列传》的“香火”终于续上了。《清史稿·艺术列传》“小序”云:

  自司马迁传扁鹊、仓公及日者、龟策,史家因之,或曰方技,或曰艺术。大抵所收多医、卜、阴阳、术数之流,间及工巧。夫艺之所赅,博矣众矣,古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士所常肄,而百工所执,皆艺事也。近代方志,於书画、技击、工巧并入此类,实有合于古义。

  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列。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直蒙养斋。其文学侍从之臣,每以书画供奉内廷。又设如意馆,制仿前代画院,兼及百工之事。故其时供御器物,雕、组、陶埴,靡不精美,传播寰瀛,称为极盛。

  沿及高宗之世,风不替焉。钦定医宗金鉴,荟萃古今学说,宗旨纯正。於阴阳术数家言,亦有协纪辨方一书,颁行沿用,从俗从宜,隐示崇实黜虚之意,斯徵微尚矣。

  中叶后,海禁大开,泰西艺学诸书,灌输中国,议者以工业为强国根本,于是研格致,营制造者,乘时而起。或由旧学以扩新知,或抒心得以济实用,世乃愈以艺事为重。采其可传者著于篇,各以类为先后。卓然成家者,具述授受源流;兼有政绩、文学列入他传者,附存梗概;凡涉荒诞俳谐之说,屏勿载。后之览者,庶为论世之资云。[14]3548

  这个“小序”中有几点需要我们注意的。一是“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表明了有受西学的影响;二是“中叶后,海禁大开,泰西艺学诸书,灌输中国”,“小序”两次提到与西学的关系;三是“小序”开篇的话,“自司马迁传扁鹊、仓公及日者、龟策,史家因之,或曰方技,或曰艺术……”,提到了祖述问题;四是“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直蒙养斋。”测绘地图,铸造枪炮,纳入艺术的范畴,说明了《清史稿·艺术列传》续《二十四史·艺术列传》并非完全是单纯的“续”,而是“由旧学以扩新知”的方式编撰《清史稿·艺术列传》。我们还可以把“其文学侍从之臣,每以书画供奉内廷。又设如意馆,制仿前代画院,兼及百工之事”,视为“续”的部分内容,这些内容其实是对宋代画院体制的模仿。清代对前代“画院”的模仿却隐藏着受“西学”的启发才设置“如意馆”,因而不是宋代画院的“复现”,在清代宫廷供奉三朝的外籍传教士画家郎世宁,以及郎世宁影响下的一批宫廷画师,便是最好的例证。也就是说《清史稿·艺术列传》尤其强调了绘画的主体,服务于宫廷,满足宫廷各方面的大量需求。同时,“小序”开篇就讲到了“自司马迁传扁鹊、仓公及日者、龟策,史家因之,或曰方技,或曰艺术。大抵所收多医、卜、阴阳、术数之流,间及工巧。夫艺之所赅,博矣众矣,古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士所常肄,而百工所执,皆艺事也。近代方志,於书画、技击、工巧并入此类,实有合于古义。”这样看来除了“由旧学以扩新知”应该就是“如意馆”的建立,强调了绘画在《清史稿·艺术列传》中的重要意义以外,对《二十四史·艺术列传》的“香火”基本上全部“续”上了。

  《清史稿·艺术列传》对《二十四史·艺术列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恢复。《清史稿·艺术列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入传有37人,基本上掌握的是“医术”“占卜”“风角”“形家”。如吴有性、喻昌、张志聪、柯琴、叶桂、徐大椿、绰尔济、陆懋修等为医术之人,蒋平阶、章攀桂、刘禄、张永祚、戴尚文为占卜、风角、形家;第二部分入传有13人,基本上是“书家”,如王澍、徐用锡、王文治、梁巘、梁同书、邓石如、吴熙载等人都是工书之人;第三部分入传有47人,基本上属于“画家”,如王时敏、王原祁、陈洪绶、禹之鼎、改琦、费丹旭、释道济、髡残、朱耷、弘仁、王翚、吴历、恽格、龚贤、项圣谟、高其佩、张鹏翀、唐岱、华喦、高风翰、郑燮、金农、罗聘、方薰等人,皆为绘画之人。需特别注意的是还有外籍传教士画家郎世宁以及受郎世宁影响的焦秉贞、金廷标、丁观鹏、余省等画家。第四部分入传有17人,这部分比较杂,他们分别掌握“技击”“投射”“营造”“园林”“陶窑”“火器”“轮船”等术艺。如王来咸、褚士宝、冯行贞、甘凤池、曹竹齐、潘佩言、江之桐、梁九、张涟、刘源、唐英、戴梓、丁守存、徐寿等人,如“小序”所说,他们“故其时供御器物,雕、组、陶埴”。[14]3548-3564

  我们试举几例《清史稿·艺术列传》中具体从事“艺术”活动的内容。关于“医术”方面的内容,如“艺术列传·一”里“吴有性”条云:

  吴有性,字又可,江南吴县人。生於明季,居太湖中洞庭山。当崇祯辛巳岁,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瘟疫论,谓:“伤寒自毫窍入,中於脉络,从表入里,故其传经有六。自阳至阴。以次而深。瘟疫自口鼻入,伏於膜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其传变有九,或表或里,各自为病。有但表而不里者,有表而再表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有表胜於里者,有先表后里者,有先里后表者。”其间有与伤寒相反十一事,又有变证、兼证,种种不同。并著论制方,一一辨别。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其后有戴天章、余霖、刘奎,皆以治瘟疫名。[14]3548-3549

  又“艺术列传·一”有关“形家”“占星”或“术数”的内容,我们看“蒋平阶”“戴尚文”条云:

  蒋平阶,字大鸿,江南华亭人。少孤,其祖命习形家之学,十年,始得其传。遍证之大江南北古今名墓,又十年,始得其旨;又十年,始穷其变。

  戴尚文,湖南溆浦人。诸生。从鸿胪卿罗典学,凡天官星卜诸书,无不究览。尝曰:“吾治经,师罗先生。吾术数,未知孰可吾师者?”闻江南某僧精六壬、奇门,往师焉,尽得其秘。[14]3553

  关于“书法”方面内容,如“艺术列传·二”里“邓石如”条云:

  邓石如,初名避仁宗讳,遂以字行,改字顽伯,安徽怀宁人。居皖公山下,又号完白山人。少产僻乡,鲜闻见,独好刻石,仿汉人印篆甚工。弱冠孤贫,游寿州,梁巘见其篆书,惊为笔势浑鸷,而未尽得古法。介谒江宁梅谬,都御史瑴成子也。家多弆藏金石善本,尽出示之,为具衣食楮墨,使专肄习。[14]3555

  关于“绘画”方面内容,如“艺术列传·三”里“王时敏”条云:

  王时敏,字逊之,号烟客,江南太仓人,明大学士锡爵孙。以荫官至太常寺少卿。时敏系出高门,文采早著。鼎革后,家居不出,奖掖后进,名德为时所重。明季画学,董其昌有开继之功,时敏少时亲炙,得其真传。锡爵晚而抱孙,弥锺爱,居之别业,广收名迹,悉穷秘奥。於黄公望墨法,尤有深契,暮年益臻神化。爱才若渴,四方工画者踵接於门,得其指授,无不知名於时,为一代画苑领袖。康熙十九年,卒,年八十有九。[14]3557

  关于“技击”方面内容,如“艺术列传·四”里“王来咸”条云:

  王来咸,字征南,浙江鄞县人。先世居奉化,自祖父居鄞,至来咸徙同嶴,从同里单思南受内家拳法。内家者,起於宋武当道士张三峰,其法以静制动,应手即仆,与少林之主於搏人者异,故别少林为外家。[14]3562

  又“艺术列传·四”关于“园林”内容,如“叶陶”条云:

  叶陶,字金城,江南青浦人,本籍新安。善画山水,康熙中,衹候内廷。奉敕作暢春园图本称旨,即命佐监造,园成,赐金驰驿归。寻复召,卒於途。[14]3563

  再如“艺术列传·四”有关“火器”等武器内容,如“戴梓”“丁守存”条云:

  戴梓,字文开,浙江钱塘人。少有机悟,自制火器,能击百步外……所造连珠铳,形如琵琶,火药铅丸,皆贮於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牝牡,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凡二十八发乃重贮。

  丁守存,字心斋,山东日照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守存通天文、历算、风角、壬遁之术,善制器。时英吉利兵犯沿海数省,船砲之利,为中国所未有。守存慨然讲求制造,西学犹未通行,凡所谓力学、化学、光学、重学,皆无专书,覃思每与闇合。大学士卓秉恬荐之,命缮进图说,偕郎中文康、徐有壬赴天津,监造地雷、火机等器,试之皆验。[14]3564

  以上是我们摘录《清史稿·艺术列传》四个部分的人物条目内容,大体显示了《清史稿·艺术列传》所包含的内容。《清史稿·艺术列传》体例大致延续了《二十四史·艺术列传》的体例,对人物的籍贯、生平、专长以及从事的行业做了详细的介绍。值得注意的是投壶、博弈一类的内容没有在《清史稿·艺术列传》里,《清史稿》将“推步之学”单独列传,而把“技击”纳入“艺术列传”,这是《二十四史·艺术列传》没有的。同时还将暗合了西方“力学、化学、光学、重学”作为“制器”(地雷、火机等)有关的技术列入“艺术列传”,这显然是把科学技术纳入“艺术”范畴,表面上看是开了“艺术列传”的先例,但实际上与《二十四史·艺术列传》所延续的《二十四史·方伎列传》有一定科学特征的天象、占星及其技术等,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只是《清史稿·艺术列传》更明显地昭示了“艺术”涵盖“科学”。清代专设“蒙养斋”作为中西技术交流的官学之地,如艺术列传“小序”说,“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直蒙养斋”。戴梓是明末清初制造火器专家,发明“连珠铳”“子母炮”,《清史稿·艺术列传》把戴梓列入“艺术传”中,可见“蒙养斋”里的火器“技术”属于《清史稿·艺术列传》的范畴,也说了《清史稿·艺术列传》把“科学技术”置于“艺术”的范畴,同时“火器”也属于“工业设计”,从而“工业设计”也早已纳入了“艺术的范畴”。这一点与《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的“艺术类”所有区别。《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对“艺术”的标准是“鉴赏一途”与“养心之道”,而《清史稿·艺术列传》“蒙养斋”里的“技术”尤其是研制火器的技术,既不鉴赏也不养心,却把这些具有科学性质的“技术”列入“艺术列传”里,潜在的逻辑思路应该是勾连《史记·日者列传》《史记·龟策列传》《汉书·艺文志》《后汉书·方术列传》的逻辑结构,也即我们前面说的《二十四史·艺术列传》来源于“日者传”“龟策传”“方术列传”以及“术艺列传”,只是此技术非彼技术而已,是对技术的延展,从而逻辑结构是相通的,这就不难理解《清史稿》为何要把“蒙养斋”里的这些具有科学含量的技术纳入“艺术列传”中。

  爬梳《二十四史·艺术列传》源头,梳理原型与路径,观其变动,对《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艺术类》和《清史稿·艺术列传》所涉内涵进行分析与探讨,等于把整个中国传统“艺术”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彻底地透析,弄清楚中国传统“艺术”元本意义与内核性质,考明中国的“艺术”不能与西方的“Art”简单对译,“艺术”更不是“Art”的流。

  《史记》中的“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形成了《后汉书·方术列传》,我们可以把“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看成是“方术列传”的原型,而《二十四史·艺术列传》又是在《后汉书·方术列传》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方术列传”又是“艺术列传”的原型。从这个路径中我们看到传统的“艺术”包含了太多具有科学性质的技术内容,亦有娱乐性的养心技术内容和鉴赏性的技术内容,这些“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被视为“小道”。《二十四史》中从《魏书·术艺列传》到《晋书·艺术列传》《周书·艺术列传》《隋书·艺术列传》再到《北史·艺术列传》之后便无“艺术列传”,又直到《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有了“艺术类”之后,《二十四史》之外的《清史稿》,“艺术列传”才再次复现。《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艺术类》包含了雅音、绘画、书法、印章等具有“鉴赏一途”类的活动,也有博弈、投壶、投射、打马球、樗蒲等娱乐“养心”类的活动。《清史稿·艺术列传》包含了医术、形家、绘画、书法、技击、投射、营造、制器等在内的技术,其中有些并非具有“鉴赏”和“养心”一类的技术也纳入了“艺术列传”范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史稿·艺术列传》中包含的监造地雷、火机、火炮等器的科技,如丁守存条目所说的暗合了西方的“力学、化学、光学、重学”等科学技术,纳入艺术的范畴,事实上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与科学完美统一的认知的“艺术”概念,严格地讲所谓的“工业设计”也早纳入《清史稿·艺术列传》的范畴。《清史稿·艺术列传》完整地体现了从“日者”“龟策”“方技”“术艺”到“艺术”的逻辑路径,中国古代正史中“艺术列传”的这个路径,也使我们看到中国固有的具有中国文化内涵和文化系统的“艺术”的概念与内容。

  原文参考文献:

  [1][唐]李延寿.北史(第九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汉)司马迁.史记(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唐]房玄龄等注.晋书(第8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刘文典撰.庄子补正(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5.

  [6][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7][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下)[M].北京:中华书局,1995.

  [8][宋]马端临.文献通考(第十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1.

  [9][后晋]刘昫等.旧唐书(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清]纪昀,陆锡熊,孙士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1]杨伯峻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2][清]纪昀,陆锡熊,孙士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首一·圣谕[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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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倍雷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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