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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具有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的物质生活世界 ——以后乡土中国乡村精品民宿设计中的物感凸显为中心
2018年10月31日 16:21 来源:《中国文化产业评论》 作者:张兵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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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对中国民宿热中的乡村精品民宿设计的认识,需要纳入全域城镇化、乡土中国向后乡土中国转型、现代性分化与解分化的视野中审视。乡村精品民宿设计中,象征体系的衰落和功能体系发展是一体之两面,是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在家居领域的表现。目前,中国乡村精品民宿设计已经从符号化的“中国风”走向以物感凸显为起点的另一种“中国风”。在经历一百年来西学东渐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压抑后,中国乡村精品民宿设计中的物感凸显成为中国式现代性品质出场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在建筑、室内、家具、器物、工业设计等领域内,中国传统文化经现代性转换后进入现代日常生活,重建具有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的物质生活世界成为可能与现实。

  [关键词] 民宿;物感;现代性;后乡土中国;物质文化

  [作者简介] 张兵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艺术学理论专业 艺术生产与文化产业方向 2016级 博士生

  民宿作为一种旅游产品类型,从发达国家经中国台湾传进中国大陆,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欧美和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在旅游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出现的现象[i]。近年来,民宿热作为一种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热点,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多,但主要集中在农业、经济、制度、人文、社区、旅游、民俗、民族等方面,对民宿设计的研究相对较少[ii]。已有的设计类研究,除王澍的《造房子》、刘涤宇的《他者·物性:浙江德清“清境原舍”民宿二题》中提出的“物性”具有重要的现代性意义外,多数文章为设计师的设计说明,对其设计思路缺乏理论上的深度概括,无法阐释民宿设计中的普遍性倾向,无法彰显其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的现代性品质美学内涵;另一部分对民宿设计的研究更多是从消费者对民宿的功能需求、模糊的审美需求出发,最终落在了笼统的乡愁、回归乡村之类的话语模式[iii]。

  民宿热的出现,一方面是中国旅游消费升级下的产物,一方面,选址多位于景区。利用特有乡村景观、人文等资源进行现代化改造的精品民宿出现了迥异于商业化酒店和传统民居的美学品质,是中国设计现代性品质美学出场的重要现象,需要梳理、研究,以推进包括民宿设计、乡土现代性在内的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的全面出场。

  一、后乡土中国:中国乡村民宿热潮的全域城镇化背景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开篇就概括了乡村、乡土性对中国的特殊意义:“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iv]由于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的农业社会性质,毋宁说从全局来看乡土性也是中国(特别是基础意义上的中国)最根本的特性。费孝通对乡土中国的研究在当下已经有了新的语境,即从乡土中国进入后乡土中国。“后乡土性特征是指在乡土结构依然留存的情况下,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观念和行为都已经受到了现代化的渗透,并或多或少具有现代性特征。”[v]后乡土社会不仅在社会秩序、经济、人际关系等方面迥异于乡土社会,对包括宗族、家庭、风俗、伦理等非物质层面产生根本影响,而且伴随城镇化向乡村发展的渗透,从材料、设计、室内空间、日用器物等物质层面也出现了具体可观可感的后乡土中国景观。后乡土中国景观的出现并非乡土中国自足发展的产物,而是以全球城市理论和发展中的全域城镇化作为背景。全域城镇化是指全球范围的现代性出场和现代化发展中,乡村的独立价值被纳入全域城镇化背景考量,乡村不再是完全独立的价值、产业、文化、景观体系,而是与城镇产生这样那样联系的关联体[vi]。

  具体到后发(非西方)社会的后乡土中国景观,不仅面临类似西方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变革压力,还面临东西方文化对话背景下,民族性、地域性的乡土景观的现代性出场和现代化探索任务。后者要求后乡土中国要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尽可能挖掘民族、本土特色使之进入现代性场域,获得全新的发展。全域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以乡村与城市之关系,其发展方向将出现类型化倾向,如近郊乡村、农业及特色产业型乡村(产业)、独特自然人文资源型乡村(旅游)等。无论如何,这些乡村都必然与城镇发生物质、非物质以及文化、信息的交流与交换,传统社会中自给自足的独立体系被与城市或深或浅的关系取代。

  全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相关物质文化从家用电器开始,逐渐延伸到家居、建筑、建材、审美等诸领域,乡村受到城市的巨大影响。与此同时,乡村作为一种不同于城市的文化资源,以其在地性持续对城市形成差异性对比、对话乃至文化输出。引起全社会关注的民宿热潮,相关民宿往往选择在自然、人文资源丰富、特殊的区域,既有消费社会城市居民的现代生活习惯需求(如卫生等),又因民宿的在地属性,具有天然的地域性和乡土性。单一民宿或民宿聚落即是这一背景下,以乡村建筑、景观为核心,涵盖室内、器物等因素的物质文化呈现的载体,直观可感地成为乡村现代性出场的核心部分。因此,中国乡村进入后乡土中国的语境中,民宿作为沟通城市与乡村的物质、文化交流、交换的重要载体,具有首要的样本价值。

  在众多民宿类型中,以莫干山最初的“洋家乐”为首,出现了中国乡村民宿的酒店化倾向。与发达国家不同,民宿在中国最引起关注的并非是旅游城市内的民宿或城市里快捷酒店化的民宿,而是乡村旅游热中的精品酒店化民宿,它甚至有另外一个名称叫“美宿”,以强调其区别于民宿的审美属性[vii]。这些中国乡村精品民宿,不再强调所谓原汁原味的原住民生活细节,不再寻求与原住民和本土文化的交流,而是强调一种外部视角化了的、被锐化了的想象型的乡村景观。与国外民宿强调的原生态相比,这些想象型的乡村景观,包含了一系列混杂商业、族群、文化等内容的企图,总是先入为主地企图构建一个迥异于游客日常感官的异域风情般的特殊体验,既是对乡村的想象,也是对游客群体的想象。

  在此基础上,以乡村地域文化、自然资源为依托,中国乡村精品民宿通过改建、扩建乃至新建原有乡村民居,引入各具特色的建筑、室内、景观文化,成为民宿的重要卖点。甚至,部分民宿设计本身成为超越在地人文、自然资源的首要消费驱动。在初期洋家乐为首的外来文化之外,尊重民居本身的本土特征及地域历史民族文化景观,加以现代化的改造成为大部分民宿的设计趋势。这一趋势不仅造就了大量与传统地域文化具有传承创新源流关系的新型乡村建筑景观,也表征了中国乡土社会向后乡土中国社会转型中乡村建筑、室内、家居、景观的现代性出场,是乡土中国迈向现代性探索的重要维度。

  二、中国乡村精品民宿中原有民居象征体系的失落

  上述中国乡村精品民宿一般以原有老宅、民居为基础进行现代化改造,从家庭内部自用的私人空间,转为半开放、开放的接待型民宿(酒店),其属性发生根本转变。这种改变是根本性的,在使用者从带有强烈归属感的“家”向外来租用经营者的“房屋”的转变中,鲍德里亚意义上的人与家具的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

  鲍德里亚的《物体系》指出,一间纯粹的房子和一个可以称为家的空间的差异在于一种复杂的内在性结构:“这个‘温暖的家’乃是一特殊空间,它并不重视客观的布置,因为在其中,家具和物品的功能首先是作为人与人关系的化身,并且要居住它们共享的空间,甚至要拥有灵魂。……使得我们童年的房子产生临在感,并且使它在回忆中具有稳定和高频率出现的特质,其原因显然来自这个复杂的内在性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物品组合起来,为我们描绘出一个象征形式的轮廓,而它便被称为家宅。”[viii]随着作为家的民宅被当作一个空间面对不固定的游客,民居内部的家庭属性所凝聚的原有乡土生活中重要的宗教、家族、家庭伦理关系被淡化,让位于功能,或将之符号化、固化为一种陈设风格、特色装饰(实际上是一种鲍德里亚意义上的“古物”),丧失其原有特性。

  例如成都蒲江明月村“远远的阳光房”及“蜀山窑”,原本作为“家”的房屋成为艺术家的工作坊、展示厅加民宿的小型综合体。原来具有宗教、家族、家庭意味的居于三间房屋中间的中堂位置被改造为产品的展示空间,中堂用于摆放祖先牌位或悬挂大尺幅的装饰画(往往具有崇拜属性的神仙、上帝、领袖等画像)的后山,被打开为取景和采光的窗户,这在作为家的民居中是不可想象的。广西阳朔兴坪县杨家村被上海设计团队整体改造为民宿型精品酒店“云庐”,共属6户人家的7幢泥砖房,在一个小规模的村落的层次上,将原有村落内的生活、生产秩序整体更新为酒店需要的功能秩序。原有的民舍为三开间房屋,“典型的一栋青瓦黄土砖屋为三开间,中间为二层挑高的厅堂,两侧各有四小间房,二层为杂物储藏用。”[ix]这种三开间的原型来自古代官方对开间的身份限定,厅堂及其他房间的关系也有明显的主从关系。在云庐的改造中,这些关系全部让位于酒店的服务需求[x]。莫干山民宿群落中朱胜萱等明星设计师的民宿,不论其原有老房子的功能是什么,均从民宿角度进行了功能改造,原有民宅中从古代遗存下来的开间、大小、主从等规定性,家族、家庭内部的主从、男女、长幼的秩序,被删除调整为符合酒店需求的无等级、无道德内涵的均质化空间。

  实际上,以四合院为代表的中国院落式民居从保暖、隐私、安全、高效等角度出发的围合式布局,从家庭内部关系角度还有重要的家庭关系再组织功能,民居内部的布局、开间、朝向、大小都是这一家庭关系再组织的显化。例如,四合院封闭性所意涵的中国民间社会对家族家庭的重视,向心结构(以中庭为中心)不仅是一种高效节约的空间结构,更是一种家族家庭凝聚向心的物质规约[xi]。上述规定性在民宿改造设计中让位于文化旅游景观营造需求,由封闭向开放、安全向景观、向心向独立、私密向被看进行转换。例如院落式民宿的开窗明显增多,在多为一层、两层的情况下,从景观角度用大面积窗户、落地窗甚至整面墙打开将外部自然景观引入室内,而原有民居多从安全、保暖、隐私等角度的封闭性四周围合,开窗多朝向内部庭院,对外部基本封闭,只保留必要的采光。

  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区分家居的象征体系和功能体系的差异,以此区分前现代和现代社会在家居体系中的不同表现,其根本特征就是与社会人际关系变迁相伴随的传统家居象征体系的失落,这一特征延伸至室外的建筑、景观等同样有效。“组合家具的方式是一个时代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忠实形象。典型的布尔乔亚室内表达了父权体制:那便是饭厅和卧房所需的整套家具。所有的家具,功能各异,但却能紧密地融合于整体中,分别以大餐厨和(位于房中央的)大床为中心,环布散置。倾向在于聚积,占据空间和空间的密闭性。功能单一、无机动性、庄严巍然、层级标签。”[xii]相比之下,功能体系式的现代家居“组织方式也改变了:床隐身为软垫长椅,大碗橱和衣柜则让位给可隐身自如的现代壁橱。东西变得可以随时折曲、伸张、消失、出场,运用自如。”[xiii]这种以功能为考量的现代家居的出现导致别开生面的“解放”倾向,表征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重大转型。“由于这些事物不再行使,也不再象征道德上的禁制,它们的使用方式更具弹性,因此它们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更为自由:个人不再经由这些事物的中介紧密地联系于家庭。”[xiv]象征体系中的物投射了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是不纯粹的物,而功能体系以功能、元件化为特征重组原有家居体系,摒弃了象征关系对物的统摄,初步解放了物,是现代性出场的一个环节。与之对照,前文所述案例中从民宅向民宿的改造,象征体系蕴含的丰富的宗教、家族、家庭的象征意义的失落是首要特征,也表征了中国乡土社会的重大转型。民宿经营者从功能需求出发对之进行改造的基本依据不再是建立一个具有强烈文化含义、本土性的“家”,而是一个全新功能需求的客栈、样板间、展示间、餐厅、茶室等在内的文化综合体,新的功能需求替代了原有的象征关系成为统摄物体系的主导力量。

  与完全现代化(西化)的城市家居相比,民宿在用功能体系取代象征体系中体现了某种不彻底的对过去的留恋。其表现形式为,民宿设计中刻意保留原民宅中的民俗、地域性文化痕迹:壁画、窗格、雕绘、丧失功能的日用器具或农具等,以“古物”形式重新出现在新的体系中。“古物”是鲍德里亚物体系理论的重要概念。鲍德里亚一方面认为功能体系对象征体系的取代是对物的解放,是一种进步,但同时敏锐地意识到纯粹的功能体系无法满足人对物与世界的情感关系需求。“结构已被破坏却未重建——因为没有任何别的事物出现,前来弥补过去的象征体系所负载的表达力。”[xv]这种对意义体系缺失的弥补,就是上述“古物”存在的意义。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论述了“古物”在功能体系中的意义,它们同样适用于民宿改造设计中原有民宅及传统文化的遗迹。“它们是独一无二的、巴洛克的、民俗的、异国情调的、古老的物品。似乎与功能计算的要求相抵触,它们回应的是另一种意愿:见证、回忆、怀旧、逃避。”[xvi]鲍德里亚指出,在功能化体系中,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仍然有其特有的功能,即“历史性”。“它并非无功能,亦不是单纯的‘装饰’,在系统的框架里,它有一个十分特定的功能:它代表时间。”[xvii]鲍德里亚举出“法国岛”的一处农庄改造来说明古物在功能体系中的意义,以及在以“家”的名义出现在新的主人(在中国民宿这里则是游客)面前时的价值。“整座房子的价值就建立在门洞的这几颗有肇始象征的石头上。……就像一座教堂墙里没有藏几根骨头或圣人遗物,就不是真正的神圣,同样的,建筑师也不会有‘在家里’的感觉(这里是用它强烈的意思:他不能真正驱除像焦虑一类的东西),如果他不能在这些新造的墙壁之内,感觉到一块可以见证过去世代的石头,它虽然微弱却又崇高的存在。”[xviii]精品民宿一直强调其与纯粹的商业化酒店的区别就在于主人文化,其建筑和室内设计、陈设要营造的也是不同于酒店的“家”的氛围。从这个意义上,原有民宅的遗物、遗迹,不论其真假,都是新的意义体系尚未建立情况下意义重建的努力,都是类似圣骨之于寺庙教堂一样的东西,不可或缺。

  三、中国乡村精品民宿设计中的物感凸显倾向

  上述象征体系失落的大背景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社会转型和现代性的全面出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发生的从神义论向人义论的重大转折,使一切领域都必须在理性面前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并首先出现了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分化。马克思·韦伯早就认识到“新的社会结构的首要特征在于,围绕着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器这样的组织核心而形成的、功能上又互相纠结的两大系统走向了分化”[xix]。但不断分化意味着什么?哈贝马斯指出,“理性内部的分化、文化形态的划分以及所有这些领域的分离等就是意味着分裂”[xx]。这种分裂已经造成了不容忽视的社会景观并深刻地体现在个体的在世体验中。“黑格尔发现,主体性乃是现代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黑格尔同时阐明了现代世界的优越性及危机之所在,即这是一个进步与异化精神共存的世界。”[xxi]从现代性出场的角度,包豪斯、现代主义对传统象征体系的解放无疑是一种进步,但与此同时,这些设计又使人与物的关系处于一种异化状态。

  在设计领域,这种异化状态表现在《物体系》中所谓“临在感”的丧失。“临在感”表征的是象征体系中处于原初和谐的人与物之关系,而功能体系中这一“临在感”随着象征的丧失而沦落了,人与物成为干巴巴的纯功能的存在,人无法将诸种情感投射在物上。吴兴明指出,包括包豪斯、现代主义在内的诸多现代设计,在初步解放物的同时,也使物沉沦。“由于以包豪斯和工业设计为标志的现代设计将物纳入全面理性化、科技化开发,并生产出现代世界的总体构建,现代设计的物感品质已经逐渐被惯习化、均质化、表面光鲜化了。这种物感的典型特征就是那些似乎是不堪一击的塑料,那些完全用旧了、老化了的塑料花、塑料玩具。”[xxii]这种沉沦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人的沉沦,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直观的感受上,单调的方块状的建筑及空间、纯粹功能的日用器物和室内环境,均使人有一种精神无处安顿的焦虑和对临在感的呼唤。这种临在感的缺失显然不能通过重新回到古代获得,而是通过现代性分化与解分化之后,通过“现代性分化向生活世界之感性状态的返回”,在新的层面获得人与物、人与世界的和谐[xxiii]。

  这种现代性意义上对类似“临在感”之类人与物之全新关系的呼唤,从现代性出场的意义上讲即是吴兴明所谓“物感”凸显。“用现象学的术语,所谓‘物感’,就是物的‘原初直观’或直接的‘原初给予性’”、“是指‘建筑的物理现场直接具有的情感效力’”[xxiv]。在物感和意识的层次差异上,物感“是胡塞尔所说的原初直观作为‘意识奠基’的内容,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作为存在性出场的、为认识奠基的原初的物。而那被认知理性的分化所分解了的物的属性——物理、化学属性,光波、射线、分子结构之类,反而是更次级的物之属性了。”[xxv]在这里,物感是“一种客观化的直感力量”,超越认识、知识等理性内容,给予人以更丰富的内在感性触动。

  通过功能、物感、意义三维度的分析,吴兴明的物感理论在现代性分化与解分化的高度上重新认识物感与设计现代性的关系,并指出“设计的现代性品质,核心就是物感的出场”[xxvi]。“传统的物,是意义统治物感和功能的物。不是没有物感,而是物感被预先设定为意义的手段,它仅仅作为通达意义的手段而存在。……包豪斯的现代性在于,它就是要实用物,它只要有最佳的居住或工作功能就行了,外在的装饰、符号性附加的扭曲等一概取消。可是,恰恰是在这样一种强调功能就行的背景之下,无意义的纯粹的物感被凸现出来了。它反而把物感从我们所说的意义锁定、约束当中解放出来。它材料的质感,它流畅的空间,它结构的宽敞简洁,它大块面立面的光影等——这些我们都能鲜明地感觉到。我们一看就觉得是有现代感的。现代感来自什么?来自物感。现代感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无意义的物感冲击力。”[xxvii]毫无疑问,这里谈到的“物感理论”和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以天人合一的本体论思想为出发点的“物感论”有联系,但并不完全相同。[xxviii]物感理论提倡以物感创新带动功能和意义的平衡发展,创造超越象征体系对物的意义统摄及鲍德里亚纯粹功能体系的人与物的工具理性关系,进入一种全新的解分化视野。以王澍为例,对物性的认识和对概念的拒斥,是王澍作品重要的现代性基础,是物感理论在中国传统设计现代化中的例证。“在中国传统的建筑中,物料选择是第一位的。‘材料’一词不准确,因为物有‘物性’,它是活的。……我一直在追求一种不依赖概念的建筑。”[xxix]这种对概念的拒斥和对活的“物性”的亲近,即是对“无意义”或者叫“超意义”物感的亲近。“总之,我看到的不是‘文化’,也不是‘地方性’,我看到的是一群让我亲近的‘物’。在这群‘物的躯体’中,我看到了总是想更多地去表达“自我”主体的裂隙和消退。”[xxx]表达自我主体的裂隙和消退后,凸显的即是“无意义”的物及其物性、物感。与之类似,前文所述民宅向民宿转型中,由于大量专业设计师的参与,一方面是象征体系向功能体系的转型,一方面则是对功能体系中临在感缺失的探索,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实践了对原初直观意义上的物感凸显的探索。

  物感凸显首先表现在材质的本色凸显上。民宿设计中的材料运用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木材、砖石、木地板等传统材料,第二类是玻璃、钢材、水泥、瓷砖等现代化材料。在第一类材料中,民宿都极力凸显其原有的色泽、纹理、质地,凸显木材、木板、木地板的传统意义上的原色、花纹和质地,以及情感意义上的“温暖”,凸显砖石、泥胚、陶瓷的地方性及原色质地。第二类材料,多从更新、提升居住环境的现代化舒适程度或空间需要出发:出于改善民宅普遍存在的光线不足问题而大规模使用玻璃,钢材主要作为结构支撑,水泥的使用比较谨慎,倾向于清水混凝土的现代感呈现,瓷砖被认为是被缺乏审美的农民热爱的材质而被民宿贬低,使用在必不可少的卫浴或铺地[xxxi]。这种对材料本身所具有的色彩、质地、纹理、功能特性的赤裸裸的凸显,迥异于传统乡村对材料的不信任(如用泥灰、壁画、瓷砖对墙面装饰)。这种对材质本身的凸显正是现代主义以来对色彩、材质的解放在建筑领域内的表现,是物感凸显的重要标志。“我们的感觉穿过有意识的知识,穿过凝聚着种种规约的话语,一种可读、可听、可感的东西,脱落了任何外加的意义,夹带着纯粹的姿态、声音、色泽和气味,以物质般的质地涌现出来。”[xxxii]此外,这两类材料的结合中没有过渡,直接拼接,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互相凸显彼此的差异性。这种没有过渡的拼接也是现代性出场的重要表现,在艺术领域首先出现,逐渐扩展到审美诸领域。[xxxiii]

  其次,民宿中的空间在其象征意义失落后,除了功能性倾向,还有明显的空间的景观化及景观的物感凸显。空间的景观化是指所谓功能性倾向,并非作为家的日用之功能,而是作为观赏、游玩及被观看、拍照的景观功能。而景观,特别是作为民宿特色的自然、村落及民宿自身所谓的围合景观,以其本身的样貌直呈,形成兼具中国人文传统视角和物感凸显意义上的物感直观。在色彩方面,除了本色直呈之外,民宿倾向于单色、大色块的拼贴,也是设计现代性的重要标志。而大部分民宿的室内装饰也倾向于单色或尽量减少色彩的驳杂。

  在日用器物中,本土的竹制器物、木作、铁器、瓷器等,一方面作为符号表征本土性,一方面重新回到其自身的功能中,甚至,经过改造设计,获得新的发展。这种对日用器物的现代化探索尚处于不自觉状态,在功能化体系的统摄中,本土日用器物往往被挪作他用,获得新的用途或意义,但其在民宿中的根本价值并非在于其对象征的去遮蔽、对功能的再开发,而在于其作为物品本身质感在全新语境中的直接呈现,使物脱离其原有的语境拥有崭新的物感直观意义上的审美价值,共同组成一个新旧杂陈、具有生长属性(即便是虚假的)的生活世界。

  四、另一种“中国风”:作为中国现代性品质美学出场的民宿设计

  对鲍德里亚的《物体系》来说,象征体系的失落和功能体系的出场是一体的。具体到中国,上述象征体系的失落是中国近百年来设计领域的重要特征,但功能体系的出场却并不顺利、彻底,反而一再被象征体系(以“中国风”的形式)干扰,进而影响了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的物感凸显、创造。诚如吴兴明的深刻分析,“因为移植而来的基础性视野中就没有分清物感、意义和功能,转换成一种研究领会和设计创造的眼光,就天然缺乏对三者差异的分辨能力。”[xxxiv]结果是,一方面,伴随象征体系失落,面对并不纯粹的功能物,感受到了某种临在感意义的缺失;另一方面,又误将符号认作意义,在功能物的功能之外,脱离功能附加一些传统的符号、花纹,成为一种表面化、符号化、概念化的可读而非可感的“中国风”。这种“中国风”在建筑、室内设计方面,近一百年来出现了诸多具有典型意味的符号:大屋顶、青花、龙纹、琉璃瓦等。当你走进一家以“中国风”为标榜的高端酒店,看到上述花纹、材料、造型,感受到的不是作为形式、色彩的美,而是一种强制性的图片、图案说明作为宏大的背景,以某种不明所以的所谓“传统”对进入者进行强制性指涉、规定乃至道德上的规约——传统的就是好的,因此是应该尊重、热爱的。某种意义上,这一类“中国风”,形式本身的美感被压抑、遮蔽,更多是作为一种相对明确的所指(往往又是错置、混乱、挪用、指鹿为马的所指),丧失了能指的含混多义,成为一种固化了的僵死的语言式书写,而非设计。对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的出场而言,上述“中国风”不仅将物感与意义混为一谈,更将语言化了的符号附加在功能物上,进而扰乱功能物对功能和形式本身的探索,直接影响了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的出场。而回望世界范围传统手工艺向现代设计转型中,对功能物、功能的探索是其中的关键环节,直接影响不同区域现代性品质美学全面出场的时间和成果。

  以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和日本民艺运动为例。罗斯金、莫里斯和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是英国传统手工艺走向现代设计的关键一环。在莫里斯和英国工艺美术运动中,出于对产业化粗制滥造工业产品的反感,号召艺术家和工匠结合,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纯粹功能物的挑战,实际上,“忠实于材料”、“合适于目的性”原则的提出,表明其并非简单反对功能探索。莫里斯对实用和美之结合的重视,使他提出了装饰艺术的“黄金定律”:“屋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应该有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否则就不要放置任何东西。”[xxxv]一方面,“合适于目的性”强调功能优先于其他一切外在附加在物上的意义;另一方面,对材料的重视,则直接导致了物感凸显意义上材料、形式本身的美感创新。

  接续英国工艺美术运动,日本民艺运动中的柳宗悦面对的社会语境与今天的中国极为类似。日本快速工业化过程对日本传统手工艺的破坏是柳宗悦的出发点,但其选择路径却并非中国大行其道的符号化“中国风”。相反,柳宗悦在传统工艺中对类似“合适于目的性”的强调是其全部的归旨所在。“‘用’是超越一切的工艺本质。”[xxxvi]“如果用是工艺之美的源泉,那么,最为实用的器物,与美的距离最为接近。”[xxxvii]表面上看,莫里斯强调艺术家在传统工艺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而柳宗悦反对一切以纯粹美为导向的民间工艺美术化倾向,甚至打出反对美术家的口号。实际上,两者的共同特点正在于对功能的强调,破除了象征体系对物的束缚,并通过对美术倾向的屏蔽,有效避免了传统工艺向纯粹美术而非日用实用发展的可能。相比之下,传统工艺的美术化倾向已经成为中国传统工艺走向现代性品质美学的根本障碍。此外,柳宗悦强调宗教对工艺的意义,强调对材质的涵泳品味,其对象正是删除了象征体系意义附加的物本身所散发出来的材料、形式、色彩乃至物与所处的环境、人之间相互影响下形成的物感之内容,是具有日本审美特性的现代性品质美学的出场。

  如果说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和莫里斯,日本民艺运动和柳宗悦,有意无意地打通了传统工艺走向现代性品质美学出场的路径,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如梁思成等先贤的视野遮蔽),乃至因为中国过于强大的符号帝国资产以及中西对比中的东方主义倾向的压力,中国传统手工艺在内的中国设计资源在走向现代性品质美学的过程中,以传统手工艺的美术化倾向和建筑、室内设计的符号化、装饰化倾向为代表,上述“中国风”走向了物感与意义混淆的符号,而非功能和物感的互相生发。这是中国式现代性品质出场之艰难的根本原因。某种意义上,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美学体系的出场,在物感与意义维度的辨析之外,还在于补上对功能物深入探索这一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使功能物对功能的探索带动对包括形式、材质、色彩、触感等在内的全方位的物感凸显。

  吴兴明在《反省“中国风”——论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的设计基础》中指出:“王澍的建筑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可以视为‘中国元素’的标志性符号,但处处流溢着中国感。它的整个设计是物感呈现而非符号性的,这使它在凸显中国性的同时又是高度现代性乃至后现代的,显示出古代建筑所无法具有的简洁、大气和骨髓深处的现代气质,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质感。”[xxxviii]与之类似,中国乡村精品民宿设计中对功能的强调,对象征体系的破除,对材料及其之间的组合关系的强调,使物感凸显成为根本特征,呈现于一种迥异于符号化“中国风”的另一种物感凸显的“中国风”。

  五、重建具有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的物质生活世界

  中国乡村精品民宿设计中的“中国风”对符号和象征体系的破除,对材料和形式本身美感的物感凸显,表面上减少了意义的负累,但其总体毫无疑问又组合了一种崭新的意义系统。“按照鲍德里亚的分析,整体地看,不仅现代物呈现为物感与功能之间的严重分裂,而且现代物的物感也是要通向意义的,它通过个性化、氛围、情调和以模范商品为高阶标准的等级序列的系列安排,最终通向一种社会地位的指涉。所以,现代性品质的特征是物感的凸显,(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品质就只有物感,它也有意义秩序的重组。”[xxxix]这种新的意义秩序,包含建筑、室内、日用器物乃至现代化家用电器、园林、景观,但其归旨不是权力和财富、宗教,而是以自然为基础的纯粹物感审美体系。人在这种体系中,感受到的不是意义,而是一种人与自然、历史、地域的融入性关系,以此来重新开启、刷新已经被城市生活固化、湮灭了的感性世界。

  中国乡村精品酒店在对象征体系去蔽、物感凸显层面的尝试,从重建意义体系的角度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上述精品民宿设计,一方面与设计师关系紧密,设计师的审美倾向和技法对整个民宿的设计呈现具有决定性意义;另一方面,设计师主导的精品民宿区别于城市、酒店的根本特征就是其在地属性:即某一具体自然、人文环境中的乡土现状、历史及未来可能的景观,具有强烈的在地性和连续性。为了凸显民宿所在区域的独特自然、人文资源,乃至凸显民宿原有老房子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感,不论是在对外传播策略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要尽可能尊重本土文化及老房子的基底。

  这种对本土文化及老房子基底的尊重,结合设计师的创作,形成对不同地域建筑、室内、日用文化的凸显。因为中国各地自然、人文差异极大,民宿选址所在的区域往往相对封闭,因此得以保存下来的自然、人文资源在民宿设计中的凸显,使精品民宿呈现出丰富的地域特色和迥然不同的美学倾向。如江南民宿中婉约的美学体系,与北方民宿的质朴、端正迥乎不同;文人传统的园林文化和庄园文化、商贾文化、彻底的乡村民居文化在审美上也大异其趣。这种差异,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去除了象征压力的元件家居所追求的氛围游戏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中国极其丰富的物感资源多样性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中国极其丰富的传统自然、文化资源,在经过现代性的拣选后,出现的多样性将是中国现代性品质美学出场的重要特征。这与物感理论指出的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由物感凸显而来的新的物序重组的可能不谋而合:“现代性品质的特征是物感的凸显,(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品质就只有物感,它也有意义秩序的重组。甚至在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进而开创了一种新的物序:开放性、不定性、多元性和多维度的物序。”[xl]

  在此基础上,中国现代性品质美学在物质层面的出场将成为重建中国现代性生活世界的重要内容。实际上,在被现代性冲击而长期无所适从之后,中国人从物质到精神的生活世界的崩塌是触目惊心的。原本具有完整美学体系的中国特有的生活世界中的诸般精神和物质世界均成为现代性面前不合法的存在,中国人除了从现代性的角度对之宣判非法,也从社会、法律、制度等角度对之进行一再压制。一次次“新生活”运动中对中国人几千年来传承的生活世界进行不分青红皂白地涂抹、删除,取而代之一套西化的所谓现代化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精神和物质世界。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完备的生活世界的生命力始终在底层存在,并一有机会就重新爆发其强大的生命力。在这一过程中,法理层面的合法化危机促使中国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在现代性的铡刀下以保护、保存为名进行大量的实践工作,为中国传统生活世界的完整性延续做出重要贡献。最重要的是,通过非物质遗产合法化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一些曾经被指认为落后、过时、迷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通过现代性的审视获得从学术到政府以及全社会层面的广泛认可[xli]。而随着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之地位的合法化成为现实,一种对中国特有的非物质生活世界的重建成为社会共识[xlii]。由此,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惶惑、焦虑、压抑后,获得一次全新的出发。

  在此,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一方面就是围绕人的诸般物质生活世界的重新安排。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如果仅保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围绕我们周遭的物质世界,从建筑、室内、日用、家电到景观、城市、乡村,都割裂了与中国特有物质文化传统的关系,触目、触手、处身都是异质性的西化的所谓现代物质文化,那么重建中国人的现代生活世界也必然会落空。这是因为,“物与人的关联是物质性的形塑——显然,这样一种对物与人在物质性原初层面关系维度的揭示极其重要。……但物质性形塑的中介作用显示,物形塑人存在世界的作用不同于符号示意,它在符号学的视野之外,甚至也不能被归结为文化,它比符号、文化的维度更为基础。”[xliii]这意味着,从人与物之原初层面,中国人的特殊与普通都与中国特有的物质资源禀赋(举凡木材、竹子、泥土、砖瓦、各种手工艺品、器物等)互为表里,并进而长期形塑为地域性、民族性之类的共通性。就像石头建造的希腊神庙之于西方和木材建造的庙宇之于中国,其中渗透到民族文化深处的差异脱离开具体的物质文化就无从谈起[xliv]。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性活化,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性转型与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美学体系的次第、体系化出场,将是重建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一体之两翼,缺一不可。

  实际上,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的出场已经成为一种现象,通过互联网等商业体系,逐渐进入中国人乃至全球的视野,部分地重建中国人的现代性物质生活世界。建筑方面,王澍等人对江南园林、聚落的城市适应性探索;室内设计方面,上述乡村精品酒店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家居设计和日用设计方面,包括璞素、半木等中国气质家居设计品牌的崛起,许燎源以酒器为中心的器物设计,已经以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美学体系进入日常生活世界;工业设计方面,柳冠中、石大宇、杨明洁、洛可可等随中国工业发展不断提升。包括中国乡村精品民宿设计在内的上述诸多方面的努力,共同形成了中国现代性品质美学出场的浩荡潮流,它们或以中国式的美学体系对现代性分化、分裂进行解分化,或直接以全球购买动员的方式进入全球市场,最终成为世界范围中国文化软实力输出的重要内容。

   注释:

  [i] 石名君:《台湾民宿品质认证之研究》,亚洲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

  [ii]相关民宿设计研究与乡土现代性之关系,往往成为盲区,极少涉及或一笔带过。参见蒋佳倩、李艳:《国内外旅游“民宿”研究综述》,《旅游研究》2016年第4期。张希:《乡土文化在民宿中的表达形态:回归与构建》,《闽江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iii]参见:王铠、张雷:《当代乡土:云夕戴家山乡土艺术酒店畲族民宅改造》,《建筑学报》2016年第3期;丁源:《浅谈台湾民宿设计风格及特点》,《新西部》2015年第27期;刘涤宇:《他者·物性:浙江德清“清境原舍”民宿二题》,《时代建筑》2015年第2期。

  [iv]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页。

  [v]陆益龙:《农民中国——后乡土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vi]有研究试图论证乡村的独立性价值,但其案例仍然说明了乡村对城市的依赖关系。参见杨希:《日本乡村振兴中价值观层面的突破:以能登里山里海地区为例》,《国际城市规划》2016年第5期;杨希:《文化景观“自力”的激发与乡村地权》,《风景园林》2014年第2期。

  [vii] 精品化酒店营销平台“美宿”,相关民宿主人强调民宿(即美宿)与精品酒店的差异:“我所理解的民宿大家都知道的,约等于民宿主,说明民宿主是民宿的灵魂,精品酒店我觉得做不到这一点。……民宿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仅仅是睡一个好觉、看一眼风景,它还有更多的方面,包含更多的内涵,比如教育、阅读、品茗等等,为此,乡关何宿美宿私享会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民宿的交流,也有各种美的生活方式的分享。”参见:http://mp.weixin.qq.com/s/u2_RV7zEDPxIEhRbjouHMQ

  [viii] [法]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5页。布希亚为鲍德里亚旧译,下同。

  [ix] 《云庐精品生态酒店设计》,http://www.designboom.cn/news/201512/%E4%BA%91%E5%BA%90%E7%B2%BE%E5%93%81%E7%94%9F%E6%80%81%E9%85%92%E5%BA%97%E8%AE%BE%E8%AE%A1_7254.html

  http://www.bjljy.net/ghy/xcxxlvzx/jingdianminsu/6566.html#

  [x] 开间的规定性在民间逐渐失去其强制性,如北方民宅开间一般为三开间,有某种不可逾越的规定性;而越向南方及偏远地区(如云南),开间的数量越随意,根据需要可以延伸为四开间、五开间,这与官方文化规定在不同区域的衰减有关。参见周宇舫、何崴:《走进滇西北——纳西族乡土建筑研究散记》,《设计》2015年第12期。

  [xi][美]那仲良 (Knapp, Ronald G.) :《寻找隐蔽的中国民居》,载[美]那仲良、罗启妍主编:《家:中国人的居家文化》(上),李媛媛、黄竽笙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xii][法]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xiii][法]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xiv][法]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xv][法]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xvi][法]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xvii][法]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xviii][法]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xix][德]哈贝马斯(Habermas,J.):《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xx][德]哈贝马斯(Habermas,J.):《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xxi][德]哈贝马斯(Habermas,J.):《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0页。

  [xxii]吴兴明:《许燎源的意义——设计分析: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的艰难出场》,《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xxiii]吴兴明:《重建生产的美学——论解分化及文化产业研究的思想维度》,《文艺研究》2011年第11期。

  [xxiv]吴兴明:《反省“中国风”——论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的设计基础》,《文艺研究》2012年第10期。

  [xxv]吴兴明:《许燎源的意义——设计分析: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的艰难出场》,《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xxvi]吴兴明:《许燎源的意义——设计分析: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的艰难出场》,《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xxvii]吴兴明:《许燎源的意义——设计分析: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的艰难出场》,《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xxviii]可以从两者试译的英文看其异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物感论”英文为“thing and sentiment theory”, “物感理论”的英文则是“feeling of things”。两者在哲学基础、人与物之关系等方面有诸多联系和差异。

  [xxix]王澍:《造房子》,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26页。

  [xxx]王澍:《造房子》,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73页。

  [xxxi]马敏:《迷失的乡土:从农村景观的“瓷砖化”谈起》,《装饰》2013年第10期。

  [xxxii]王澍:《设计的开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xxxiii]吴兴明:《反省“中国风”——论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的设计基础》,《文艺研究》,2012年第10期。

  [xxxiv]吴兴明:《反省“中国风”——论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的设计基础》,《文艺研究》,2012年第10期。

  [xxxv]于文杰:《英国十九世纪手工艺运动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版,第220页。

  [xxxvi][日]柳宗悦:《工艺之道》,徐艺乙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

  [xxxvii][日]柳宗悦:《工艺之道》,徐艺乙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xxxviii]吴兴明:《反省“中国风”——论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的设计基础》,《文艺研究》2012年第10期。

  [xxxix]吴兴明:《许燎源的意义——设计分析: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的艰难出场》,《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xl]吴兴明:《许燎源的意义——设计分析: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的艰难出场》,《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xli]高丙中:《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革命的终结》,《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xlii]高丙中:《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论纲》,《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

  [xliii]吴兴明:《人与物居间性展开的几个维度——简论设计研究的哲学基础》,《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5期。

  [xliv]“康熙年间编撰的《康熙字典》,以‘木’为偏旁的字多达1413个,体现了中国人生活里对木材的执着。……在漫长的中国建筑史上,除了桥梁、纪念碑和坟墓,中国人一直用木材作为建筑的主要材料,每件建筑结构平均超过70%使用木材。虽然在新石器时代,东西方社会一开始都用木建房子,但是西方人很快就以石头作为建造房屋的主要材料。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执着地使用木材。要探究其中原因,将会是一项充满趣味的挑战。” [美]罗启妍:《从传统建筑与传统家具探讨中国文化:一个文化的诠释》,载[美]那仲良 、罗启妍 主编:《家:中国人的居家文化》(上),李媛媛、黄竽笙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200页。

作者简介

姓名:张兵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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