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漂泊在外的游子而言,“思乡”往往是一种心痛而徒劳的体验:家乡亲人不得见,家乡风物空余念。何以解忧?一是吃,于餐馆或网购,以家乡风味祭五脏庙;二是听听熟悉的乡音,聊以慰怀,若在古时需满城寻觅家乡戏班,今天则不必如此麻烦,打开电视、走进影院,自有方言乡音扑面而来。

　　这也正合了中国“疆域辽阔”的两大具体表现:其一是菜系多小吃多;其二则是方言多,不仅多,而且并非单纯的口音或词汇上的区别,而是有着更本质的丰富性。究其意义,诸如丰富了文化宝库、提供了珍贵语素云云,都是学者们需要操心的事,普通人只觉得新奇博大、妙趣无穷。只是方言乡音落到书面上却是大同小异,“眼见为虚,耳听为实”,难得其妙处之万一。直到近代摄像技术的传入发展,再到广播、电视、电影的普及,人们这才能够摆脱“书同文”的桎梏,让千奇百怪的乡音真正传遍大江南北。由此观之,电影电视正是令方言传播乃至焕发生命力的重要倚靠。

　　电视在中国城市的普及,大概是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彼时荧幕上最“大牌”的乡音,自然要数革命题材作品中,各位开国元勋、革命领袖的口音了。南腔北调,济济一堂,倒也正好体现了“四海之内皆同志”的历史事实和革命豪情。对北方观众而言,恐怕是早年在东北生活过的周恩来的口音最好辨认,邓小平的四川方言则多半要靠字幕。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然要数毛泽东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再用这样的口音说上两句“辣子”“红烧肉”,一个充满烟火气的伟人形象一下子就呼之欲出了。观众们用一句时下的流行语讲也是“不明觉厉”,虽然听不太懂,但一样津津有味、津津乐道。证据就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模仿伟人口音”成了各大电视台晚会常演不衰的必备节目。后来据说是因为一纸文件,一夜之间荧幕上的伟人们都操起了标准的普通话,这下倒是不用“不明觉厉”了,但又总觉得像吃饺子没有醋一样, 缺了点儿什么决定性的旁枝末节。

　　伟人要讲普通话,但地方电视台依旧还能看到用当地方言拍摄的影视作品,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部四川话拍摄的电视剧《傻儿司令》,讲的是抗战时期一位憨头憨脑的川军将领的传奇故事,其中的四川方言对白几乎一句都听不懂,但单单声调和用词就已经令人捧腹,彼时我未曾到过川地,也未曾认识一个四川人,却因这部剧留下了“川人幽默”的深刻印象。

　　某种程度上讲,《傻儿司令》是一个缩影,代表着方言之于影视剧,除“真实性”之外的另一层意义——“喜剧性”。2006年,出现了一个“方言幽默”的小高潮,那就是宁浩执导的电影《疯狂的石头》。这部电影里,出现了包括重庆话、河北话、山东话、天津话、港台腔等好几种方言——实际上,主要角色几乎就没有说普通话的——这全国各地方言的洋洋大观,碰撞出无数令人捧腹的笑料,经由院线的传播和互联网的放大,一下子成了全国人民茶余饭后的话题,“顶你个肺啊”也成了当年的热词。实际上,到2006年,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已经足以成为方言传播的重要渠道,只是缺乏一个聚集注意力的热点话题,《疯狂的石头》适时出现,充当了这个“起爆点”。同年开播的电视喜剧《武林外传》,里面也有不少操着一口方言的角色,陕西话、天津话、东北话,不一而足,只是其“方言化”终究没有《疯狂的石头》来得彻底。从那以后,涉及方言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多,不胜枚举,虽然也伴随着种种争论,但到今天这影像中的南腔北调,也依然没有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