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钱穆先生曾有过一次西安之游，此前他从未来过西安，此后也再没有旧地重游的机会。大概是兴之所至吧，这唯一的一次，他竟遍游了西安的名胜，连传为王宝钏居住过的寒窑，也不忘前往一游。因为时距西安事变发生不足百日，先生特别关心和想看的是“最近蒋委员长为张学良拘禁处”，即当年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下榻、被拘的地方。于是，便在某陕西省政府委员的陪同下，专程 “瞻仰”了一番。多年之后，先生在《师友杂记》中曾如此追记当时的所见和感受：“此为委员长卧床，此为委员长跨墙处，一切器物陈列如旧。较之游故宫慈禧太后寝宫卧室，其动人更何啻千百倍。”“余等游太（华）清池其他所在，如贵妃入浴处等，则仅一寓目而止。盖一时兴趣俱已为委员长近事吸引以去矣。”同时也记录了其游毕东归、途经华山期间，半路遇盗，随身小皮箧、照相机被劫，以及登山时随行人员相机坠崖复得的种种故事。

　　钱先生是研究历史的，自然洞悉西安这座古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分量，从其后来忆述此次西行文字的暖色基调来看，他对西安的印象，应当是不错的。所以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在各界热议战后还都还是迁都的时候，先生不仅主张迁都，而且力主迁都西安，1942年他撰写了《战后新首都问题》一文，从历史依据、逻辑分析、未来展望等不同的角度，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应该走逆势，不可走顺势。正如个人般，应努力向上，不该顺势滑下。中央政府在南京，全国知识分子、经济力量都集中向东南，西北本已荒废，再加东南引诱力一拉，将更没有办法。在先是半身不遂，若不根治，到后必然会全体麻木。假使建都西安，由中央政府的领导，知识分子、经济力量，便可拉向那一边，逐渐移回一部分，好让两边逐渐得平衡。汉、唐立国，便是如此般由东向西倒拖的，此刻则当由南向北地逆转。”不久，美国的华莱士自新疆入境来华，遇见中国的欢迎使节时，他发表谈话说：“别人认为我从中国的后门进，实际上我是从中国的大门进的呀！我经过了你们河西兰州一带，便想象到我们美国当年西部的开发。”华莱士的观点与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有人提醒先生，章太炎文集中有篇文章是说孙先生早就提出过建都西安的主张。于是，他倍受鼓舞，感到“偌大一个中国，总不该专门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杭州、福州、广州那些专供外国人吸血的新都市。应该同样注意到察哈尔、绥远、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以及滇西一带广漠区域。不该对这些大地面视若无睹，认为无足轻重”。于是，先生又写了一篇文章，再次强调其移都西北的观点：“中央政府是一国的头脑指导中心，头脑该摆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摆在大门口，摆在前面。头脑所在，全部血液都向那里输送，全部神经都向那里会合。头脑不能安放在胸腹安逸处。太温暖是不行的。”呼吁“中国人一定该把力量推向落后的内地去”。

　　一晃70多年过去了。沧海桑田，陵谷巨变，钱穆先生毕生仅有的一次西安之游，已经鲜为人知，先生当年主张的迁都西安，最终并没有为国民党当局所采纳。但是，先生对于西安和西北地区历史地位的认识，至今仍不失真知先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