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释屈原之“忠”

   作为古代承担着文化使命的儒士，一直以“志于道”为终极追求，以“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道义担当为己任。这种担当不独体现在天下无道时的振臂一呼，更是随时随地体现在一切行为与话语之中，尤其体现在借对前代典籍的注释来表达个人思想的特殊话语中。

　　朱熹在《楚辞集注序》中说：“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唫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这是朱熹从志行、教化和效果三个层面对屈原及《楚辞》的一个系统评价，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分析，从而发掘出所要阐发的屈原“忠君爱国之诚心”此一“大义”，以期“增夫三纲五典之重”。

　　朱熹认为屈原的思想和行为“过于中庸”，这是对过去班固、颜之推等人对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等评价的概括。对此朱熹也承认其“不可以为法”。但同时他又说：“屈原之忠，忠而过者也。屈原之过，过于忠者也。故论原者，论其大节，则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问。”（《楚辞后语·反离骚后序》）屈原之“忠”使他在“大节”上无可挑剔，他的“过”只是言行过激，没有很好掌握“忠”的尺度。相对于“大节”，这些“细行之弊”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朱熹巧妙地运用儒家思想理论的权威武器，将“忠君”的屈原引入了儒家思想的殿堂。而且，还独具深意地以“爱国”附骥于“忠君”。“忠君”是历代对屈原正面评价中最有力的支柱，萌芽于司马迁的“睠顾楚国”，至洪兴祖《楚辞补注》则提出了“忧国”一词，《楚辞集注》明确为“爱国”。原始儒家强调民贵君轻，社稷则轻于民而重于君，“忠君”体现为匡谏君主为人民服务，而国家的概念往往被忽视。这种疏略在国家危亡、纲纪废弛的衰乱之世会格外明显，甚至产生极大的破坏性。朱熹就处于这样的乱世，他以一个理学大师、一个关注现实的士大夫的责任敏感地意识到了其中的欠缺，因此力挺屈原的“爱国”思想以补充三纲五常的内容，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现实政治、整治世道人心。

　　朱熹《楚辞集注》中的屈原处处体现着“忠君爱国之诚心”。《离骚》以“美人”“灵修”寄意于君，或“恐美人之迟暮，将不得及其盛年而偶之，以比臣子之心，唯恐其君之迟暮，将不得及其盛时而事之也”；或“上指九天，告语神明，使平正之，明非为自谋及为他人之计，但以君之恩深而义重，是以不能自已耳”，委婉而坚定地表明自己对君主的忠诚和依恋。《九歌》是放逐之后，见到民间祀神歌舞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九章》是“既放”而“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之作。朱熹对屈原的这些解说不能说没有牵强之处，但确实是塑造了一个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坚守忠君爱国信念的士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