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固有哲学因吸收佛学养分而更加丰富深刻。本土文明敞开胸怀接纳和消化异质文明，充实和改进自身结构，从而获得更加长久的生命力。不同文明间的良性交往必将促进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创立，公元前后传入中国，经过近千年的传译与发展，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中国固有哲学则在人生价值论、宇宙论、认识论上借鉴佛教思想，在因果学说方面融合了佛教思想。日前，本报记者前往法门寺，就佛教文化与中国哲学的交流与互鉴，采访了法门寺佛学院隆慧法师。

　　中国佛教融合儒道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化佛教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对此，您怎么看？

　　隆慧法师：佛教传入中国后，印度佛教思想在与中国固有文化和哲学的相互碰撞、激荡、融合中，日趋完成中国化，逐渐形成了中国佛教，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化的佛教思想深受中国固有传统思维的影响，甚至大量吸取儒、道两家的哲学术语，表现为更加重视圆融，强调返归本性，主张在现实生活中求得解脱。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到五四运动的2000多年以来，儒家学说始终是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思想。中国佛教在哲学上竭力与儒家心性论、道德观、境界说相协调。道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仅次于儒学，它的宇宙论、本体论思想对后世影响在相当长时期甚至超过儒家。汉魏晋时期的佛教，往往沿用道家术语来解释印度佛典。两晋时期带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般若学，更是佛教与魏晋玄学相结合的产物。隋唐时期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思维路向和方式，也受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佛教初传中国时，佛教教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有哪些？

　　隆慧法师：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目前我国学界一般采用“佛教是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说法。佛教初传中国时，人们视其如黄老道和神仙方术，认为它们均提倡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一开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在冲突并没有凸显。东汉末年，一批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到汉地，以洛阳为中心译出大量佛教经典；三国时期，译经工作迅速发展，为人们广泛而深入地了解佛教教义提供了有利条件；至东晋时期，佛教在社会上已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就在这时，佛教教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矛盾暴露出来，尤其是与当时占据正统地位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念发生了严重冲突。儒家学说讲究积极入世，强调每个人的社会伦理责任，要求尽忠于国家和君主，尽孝于家庭和父母。儒家学者们猛烈批判佛教的出世主义和出家行为，在是否应当落发、该不该跪拜国君等礼仪问题上二者发生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在形而上的理论上，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与神灭神不灭等问题上。佛教讲求个体自我的因果报应，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强调家族同受共享的祸福。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信徒中流行着一种神不灭的理论，认为不灭之神是轮回的主体承担者，佛果也是永恒不灭的神。这与当时儒家、道家理论有所不同，南北朝时针对该问题还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佛教与本土文化发生冲突的同时也在不断融合。在初期译经中，译经者大量借用儒、道名词概念来译述佛经思想，在沟通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方面，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借助玄学融合儒道的理论和得意忘言的方法，进一步使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儒道思想融合，涌现出诸如道安、慧远、支遁、鸠摩罗什、僧肇、道生等一批高僧，他们的思想在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