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上）——群众观

　　1984年，一位卓有学识的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历史的创造及其它》一文，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提法不能成立。其理由是：这种提法源于苏联，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并无根据；赞成这一提法的人在逻辑推理过程中犯了错误，即“把物质条件的创造者和历史的创造者完全等同起来”，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一切科学文化艺术的“源泉”来代替精神财富的创造；群众史观与英雄史观一样具有片面性，“两种提法都离开了创造历史的前提，仿佛历史是按照英雄或人民的动机和观念随心所欲地创造的”，“都没有脱离唯心主义的窠臼”。正确的提法是恩格斯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且“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受既定条件的制约”。

　　这位历史学家的观点一经发表，立即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关历史创造者的讨论由史学界迅速波及整个理论界。发表的文章虽然观点各异，但从历史观来看，其核心问题仍是如何理解“历史的人民性”问题，它既是捍卫和发展唯物史观的着力点，也是今天重温这场争论的意义所在。

　　这场争论尽管已经过去，但提出的问题仍然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困惑，这些困惑往往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原理的怀疑。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正视和破解人们心中的困惑，才能赋予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新的生命。

　　是否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点。

　　由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问题涉及历史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主体，必然成为新历史观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层层深入地揭示了“历史的人民性”这一本质的呢？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前提的观点中，来把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人类要生存，首先要吃、穿、住、行。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正是由广大民众生产的，民众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资料的主要生产者。正如恩格斯所说：“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有过度化，农奴代替了奴隶，后来本身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然而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可见，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事变的个人动机与群众动机关系的论述中，来理解人民群众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恩格斯指出，要探索历史事变的真实的原因，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这一论断对于我们自觉地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走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思想动因和经济动因关系的论述中，来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指出，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想而不是他们的需要来解释历史的活动，因而传统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却没有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要求是这种动机的根源。人们的思想动机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实践所决定的。只要承认物质生产实践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就必然承认作为物质生产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是否承认人民群众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一个根本分歧点。

　　在质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声浪中，主要的困惑都集中在“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个命题上。有人认为，不能说所有历史都是物质资料生产者创造的，物质生产仅仅是创造历史的前提，至多是搭建了历史剧的舞台，它本身还不是戏，演戏的并不是人民群众。还有人说，源泉并不等于创造；历史上一些精神财富的创造，连源泉也不是来自人民群众；五代十国时南唐国君李煜（937—978年）的词“来自宫廷生活和亡国之恨，一些著名的美术作品来自湖光山色的自然界。如果说，李煜和明朝著名画家唐寅（1470—1523年）也要先吃饭，然后才能填词和画画，从而将他们的词、画说成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那就未免太牵强了，也决不是唯物史观的原意”。

　　上述说法听起来振振有词，似乎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就必然否认文化精英在人类精神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实，历史唯物主义和质疑者的分歧，既不在于否认李煜的诗词和唐寅的绘画作品，也不在于比拼人民群众和文化精英在历史上各自创造了多少作品，正如他们所说这绝不是唯物史观的原意。真正的分歧在于，历史研究还要不要探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根本规律？研究人文科学（包括文学和艺术）要不要关注它们产生的历史条件？所有这些其实都是有关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研究。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以其特有的风格和才情创作出千古名篇，但是，“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所容许的那个时候、地方和程度内，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对于理解人民群众和文化精英创造精神财富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恩格斯曾专门论述过哲学和宗教作为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式与社会生活的本质联系，他指出，尽管“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从15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恩格斯这里着重强调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文学、艺术和哲学等精神产品与城市市民阶级的内在联系，对两者之间必然性的揭示是在承认文化精英个性化创作贡献基础上的深层探索，也是在更高层面揭示了文化精英创作所赖以形成的时代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