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酝酿已久的顶层设计方案终于面世。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分类改革分类监管成为此次国企改革的亮点。 

　　“不分类监管，改革很难起步”

　　自1998 年中国人民大学对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战略开展课题研究以来，学术界不断在进行探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分类监管的重要理念。同年12月，上海等城市作为试点启动了国有企业分类监管的改革程序。这些都为今年国企分类改革方案的出台做了很好的理论、政策和实践上的铺垫。

　　分类改革是国企改革的前提和序曲。只有对国有企业的功能、性质和作用进行科学定位，划分类别，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才能真正提高改革的针对性、监管的有效性和考核评价的科学性，从而推动国有企业同市场经济深入融合，促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正像有学者强调的那样，“不分类监管很难科学化，改革也很难起步”。可以说，分类改革方案的推出奏响了新一轮全面深化国企改革凯歌的序曲，它为即将扬帆远航的国企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

　　如何科学分类是难点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国企改革的分类并未使用之前学术界和试点城市基本达成一致的“竞争类”用语，而是用“商业类”代替“竞争类”作为划分国有企业的类别定位。“商业类”和“竞争类”虽然都强调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和追求经济利润的功能性，但“竞争类”过于突出企业在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的竞争本性和市场份额的占有率。这不免会给资金和规模都不及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一定的压力，使民企在情感上对国企改革存有一定的抵触情绪，也给一些国企“与民争利”、“国退民进”和“竞争性国企应退出市场”等错误主张提供了口实。用“商业类”来定位国有企业的类别，会淡化这种意识，使企业发展的目标聚焦在实行商业化运作、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上，也使社会上一些错误的主张和偏见失去了制造舆论的市场。把国有企业划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两种类别，是权衡利弊的科学决策。

　　把国有企业区分为“公益类”国有企业和“商业类”国有企业，是提高改革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必要前提。但如何划分以及具体划分过程中的方法和程序，其复杂性和难度都不可小觑。目前我国很多国有企业都是混业经营，既包括具有公益性特征的业务，也包括具有商业性特征的业务，“盈利与服务”兼顾。10月1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强调，根据主营业务和核心业务范围，划分国有企业的商业类和公益类。把商业性业务从公益类企业中剥离出来，不仅仅涉及具体方法的制定和实施，更重要的是打破利益的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