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工作接待导致安徽祁门县民警朱璘意外身亡，当地公安局参照“因公牺牲”标准赔偿家属130万元。由于朱璘的父母没有明确放弃对县公安局其他民警的民事追偿权利，目前县公安局已经中止付款。(《南方都市报》8月7日)对于这起纠纷，死者家属与县公安局显然是各有各的委屈、各有各的说法。公众也许并不关心双方的是非曲直，但显然无法忽视这样一个问题：明明是陪酒身亡，何以能够按照“因公牺牲”的标准来赔偿？8人共饮“古井原浆”白酒6瓶、啤酒11瓶——如此铺张浪费的公务接待显然属于明令禁止的违规行为。既然违规在先，何来“因公牺牲”？“牺牲”两个字是否太过廉价？

　　除了理由十分荒谬之外，县公安局与家属达成的130万元赔偿款也缺乏合法合理性。公安局是财政拨款单位，所用资金均来自公共财政，让纳税人为违规的公职人员善后，这于法无据更于理不通。

　　尽管禁令不断，对不少公职人员来说，工作期间吃吃喝喝仍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这种现实下，陪酒身亡的民警未尝不是这种不良风气的牺牲品，家属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谈判资本。对县公安局来说，“民警陪酒身亡”也并非光彩之事，闹大了对其名誉和形象都会产生极大损伤，于是只能“特事特办”，尽可能用更优厚的条件来安抚死者家属，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何以破解困局？没有捷径可走，只能以严密的监管遏制和杜绝公款吃喝行为。这不仅是对公职人员的一种约束，更是一种保护。 (吴龙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