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致主张执行严厉的节育政策，这一立场来自于我的生活体验。1997年我在深圳的一条马路上，看到以千计的站街女在马路上静候买春客的挑选，有买春客会托起女子的下颌一个个地挑过去，那一刻我想起的是骡马市场。1998年，深圳东门附近的一家工厂，年轻的女工加上加班工资一个月的工资不到450元，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

　　那是在深圳，白领平均工资最高的城市，街上那是何等的繁荣。这两个场景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多年来挥之不去。康德说，每一个人都是目的，可是骡马一样的站街女和领着微薄薪水的工人，他们有半点人的尊严吗？

　　我的个人生活体验是没有说服力的，除了说服我确信某种立场。我的同事的研究表明，在2006年之前的十多年的时期内，珠三角地区工人的平均工资基本上就没有涨过，这是一个可怕的“寻底效应”，由于劳动力的严重过剩，工人竞相比拼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以获得工作机会，工人的工资被压低在极限生存工资的水平上。著名的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拿有经济学学位，我对类似这样的理论深信不疑：一定程度上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是最高的，人具有无限的创造性，人不是负担而是最大的生产力，制度的变迁与技术的变革能交互影响从而带来社会福祉的改进……但我看到的事实同样让我坚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口数量太多了，以至于人与人之间不得不陷入残酷的生存竞争，在生存困境面前，尊严是不存在的。

　　在美国，我看到了一望无垠的没有开垦的原野，让我更坚信这一点。当然中国的事情远比美国复杂，比如巨大的贫富差距，权力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影响，相当糟糕的社会福利体系等等。如果这些问题能解决，人口数量或许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可以用一个并不存在的理想状态来决定现实选择呢？

　　生存竞争是如此的惨烈，如此数量巨大的人们卑微地活着，这会对人们的生育选择产生影响吗？即民众是否因此可能自愿节育？我对此相当的悲观，我不认为多数人有这样的理性，否则“工资寻底”这样的事实就不会发生。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Ronald Inglehart教授有一个已被广为接受的理论：人类的价值观会随着现代化进程发生改变，工业化时代民众会更倾向于物质追求，后工业化时代民众在生存问题解决后，会更追求诸如自由、尊严、宽容这样的价值观。但道理是同样的，一个未来可能的场景不应该影响今天的选择。很多论者会说，中国的人口密度比日本大吗？比韩国大吗？这样的论证，在我看来也是没有价值的，除非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与日本韩国一样了。我也并不认为，政治清明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为此，我主张在中国执行严厉的节育政策。我当然坚决反对野蛮计生，这是一个很低级的话题，无讨论的必要。我所期待的节育政策是这样的：执行一胎政策，超生者施以经济处罚，在一个最低罚金金额基础上，按照超生数量与家庭财产数量累进比例地罚款，这笔罚款专款用于婴幼儿的保健节育或用于奖励一胎家庭，当然目前的计生政策中有一点很好，即公职人员一旦超生则无条件地开除公职。好象有个外国的学者提出拍卖生育指标以及允许转让生育指标，如果对市场理论有一定的认知，会知道这是很好的建议。总之，用经济奖惩手段来保障节育政策的执行是有效的。中国的事情，难就难在于，由于各种基础性制度条件的缺失，任何政策都是会走样的，这是另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了。

　　要不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争论了很多年了。主张取消的论者，主要持两种理据。其一，权利论者，认为自由生育乃基本权利，不容公权力干预。其二，认为取消计划生育并不会带来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中国即将步入老龄化时代，人口红利已消耗殆尽，人口结构已不支持持续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