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今天的读者可能生疏，但在七十年前，这却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1942年，北平的马增德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读者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结果，南方的张爱玲和北方的梅娘同时中选，从此文坛上出现了“南玲北梅”之说。那是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环境特殊，他们只能像压在石板底下的小草一样曲折地生长，既不能跟后来成为中国文学主流的的根据地文学相比较，也无法追踪大后方文学的脚步，而梅娘，由于自身和家庭情况特殊，命运比张爱玲凄惨得多。因此，在多少年里，梅娘的名字消失了，梅娘本人也受尽屈辱，不然，她的创作何以只有青年时代的那一些？

　　梅娘，本姓孙，名嘉瑞，梅娘是她的笔名。祖籍山东，1920年生于海参崴。17岁开始发表作品，早年曾去日本留学，上神户女大。从日本回国以后，在敌占区文艺界很是活跃。梅娘在上海鲁迅经常光顾的内山书店认识了一位北京青年，名叫柳龙光，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梅娘违背家人的意志，跟柳龙光相恋、结婚，并因此断绝了跟家庭的联系。柳龙光也是位作家，办过文学杂志。他又是抗日积极分子，同情共产党，营救过陷入困境的共产党员，又曾以日本记者身份为新四军采买过药品，受到陈毅的表彰。1948年，柳龙光接受共产党负责人刘仁（“文革”前长期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指派，赴台湾从事秘密工作，在第二次赴台途中，轮船失事，不幸遇难。梅娘积极支持丈夫的革命活动。丈夫牺牲后，台北的台湾大学请她担任教授，主讲日本文学，她拒绝了，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亦请她任教，她也拒绝了，她决心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人民工作。她带着孩子回到北京，找到刘仁。赵树理到北京以后，于1949年10月15日办起了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接着创办了《说说唱唱》杂志。刘仁照顾到梅娘的兴趣和爱好，把她安排到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在《说说唱唱》杂志社当了一名编辑。这样，梅娘和赵树理到了一起。

　　梅娘和赵树理，是人生经历和政治面貌截然相反的两种人。一个是来自根据地被称为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最好的大作家，一个是在伪满洲国文坛成名、在日本统治下的北平“发红”的女作家。梅娘虽然受到刘仁等党的负责人的照料和爱护，但她的经历和身份总是受到周围人们的怀疑。梅娘在给笔者信中说，她一踏进《说说唱唱》的大门，就感受到了一种异样的氛围，人们不信任她，怀疑她，只有一个人与众不同，那人就是赵树理。赵树理是热情接待她的，把她称为同志。“同志”这个字眼，在刚解放的那个年代，具有强烈的政治内涵和身份认定，直到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我所看到的文章和老同志的信件中，他们在说到自己的朋友时，绝不会忘记在名字后边加上“同志”二字，就是对其革命历史的肯定，如不这样，会给人留下那些朋友已被开除“革命队伍”之外的印象。赵树理以“同志”待梅娘，始终如一，使梅娘感激莫名，终身不忘。

　　梅娘的“政治面貌”终究不为组织和领导所相信，1952年初，梅娘“被下放”了，那可能是“下放”这个词的最早运用。梅娘“被下放”到哪里？巧得很，她“被下放”的地方，是赵树理很熟悉的一个地方——山西省平顺县郭玉恩所在的村子。梅娘的丈夫死后，留下三个孩子，最大的女儿柳青这时候也只有十几岁，负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梅娘独自一个人，跋山涉水，来到太行山深处，找到那个村子，住到青年妇女夏景的家里。那时候山西正办农业合作社试验，全省十个试点社，其中就有郭玉恩领导的农业社。赵树理为了了解山西农业合作社试点情况，来到这个村。在这个偏僻小山村，梅娘和赵树理两种身份截然不同的人又见面了。夏景家的一间屋里，放着一口白木棺材，那是为老人准备的。这种东西，年轻人见到，都会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梅娘这年刚过三十岁，正当年轻，自然感到害怕，第一夜在院子里坐着，不敢睡觉。赵树理听说后，找到梅娘，再三解释，为她壮胆。赵树理又领梅娘在村子转悠，让她跟各方人士见面、相识，介绍这个地区的民情风俗，打消她的孤独感和清高习气，让她全心全意、一心一意跟当地老百姓生活打成一片。让梅娘特别感动的，是赵树理在政治上、人格上对她的尊重。直到90年代，梅娘又一次告诉我：“我和赵树理在山西平顺县郭玉恩社时，只要是公开场合，他总是郑重其事地称我同志。我当时是带着‘被改造’的歉仄去体验生活的，被他那样的老同志叫做同志，似乎一切不平等的感觉都消失了。我们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时，同样是革命老区来的人，我就怕跟××相对，他那无声的优越，常常使我非常的不自在，甚至有时会想，我们这样的人，是不是不该侈谈革命？当然，这些早已是历史了。我之所以联想及此，从你的文章中，我感到了赵树理对我们这些人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