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一般被认为是中国新诗之“元年”，该年2月《新青年》上胡适发表的《白话诗八首》，成为新诗的“开山之作”，由这一不无偶然的开端拉开了中国新诗跌宕起伏、艰辛而光荣的历史历程。到了而今的2016年，新诗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岁月。国内近期已有诸多关于新诗百年的纪念、研讨、出版等活动，这对于回顾、总结中国新诗、中国新文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无疑是有益的。这其中应该看到，天津在中国新诗的版图上并不是缺席的，而是独具特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总体来看，天津在中国新诗的发展中或许算不上一个具有策源性、吸附性的中心区域，是比较平稳、不显山不露水的。但这并不代表它不重要，实际上，近百年来天津在中国新诗的探索与发展中，是内敛、沉静，有定力、有实力的，可以说是走在全国之前列的，新诗人、新诗作犹如群星璀璨、熠熠生辉，为中国新诗、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中国新诗主要是受外来文化、外来思想的影响而出现的，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古典诗歌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甚至断裂的。在这之中，天津可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作为较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天津是当时中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较为发达的区域，是外来文化、新潮思想登陆中国的“桥头堡”，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受冲击最严重，最早经历现代化转变阵痛的地方，可谓风云激荡。在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之下，新诗在天津也便“当春乃发生”，如雨后春笋般地萌芽并成长起来，在“现代文学”约三十年的时间里，天津的新诗活动与创作均颇为活跃。这一时期天津的新闻媒体非常发达，与之相伴的文学媒介同样发达，比如《大公报·文学》《大公报·文艺副刊》《大公报·诗刊》《益世报·语林》《益世报·文学》等均在天津印行，其辐射面和影响则是全国性甚至具有国际性的，它们为天津的文学、诗歌发展凝聚和培养了读者与作者，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便利条件，其意义不容小觑。民国时期有着为数众多的现代文学社团，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重要存在方式，在天津也同样如此，出现了如绿波社、现代文学社、海风社、野草文艺社、人生与文学社、天下篇社、文地社、三山文艺社等的新文学社团，他们自办的刊物《当代文学》《诗歌小品》《诗歌月报》《人生与文学》等，曾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从人员来看，邵冠祥、曹镇华、白莹、潘漠华、简戎、孟英、栗曼晴等，作为天津本地或者外埠来津诗人，他们的创作均显示出一定的实力与个性。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进入“当代”时期，天津的新诗也呈现出了全新面貌并具有可观的创作实绩。对于新社会与新政权的拥戴、对于新生活的赞颂与期待，成为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调。新中国成立之初，既有解放区来津的诗人，也有随后成长起来的年轻诗人，他们大都汇入了当时时代的大合唱，或多或少能够摆脱当时诗歌普遍存在的概念化、符号化、诗味寡淡的弊病，显露出一定的清新、自然、本真等，以个人化特质而引人注意。新中国成立后多次的政治运动，对新诗发展造成严重影响，许多诗人的创作活力受到压抑，这种状况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得到真正改观。该时段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诗人穆旦。穆旦1953年自美留学归国，他此后长期生活、工作于天津的南开大学。穆旦在这一时期留下的诗歌作品，虽然数量并不太多，但是质量比较整齐，整体水准非常之高，将理智与情感、认知与体验、诗与思完美地结合起来，可谓臻于化境。这些诗歌，既是对于此前被迫中断的上世纪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探索的继承与超越，同时对于新时期以来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重新启动也具有重要的象征和启示作用。诗人穆旦的作品，直到他去世多年才得到真正的理解与认同，其诗歌史的地位不断上升，甚至被誉为“20世纪中国诗歌大师第一人”。穆旦是到目前为止，为数不多的中国新诗历史上，能够称得上“大师”级的人之一，这一点基本得到了学界公认，他为天津乃至中国的新诗，带来了非常宝贵的财富，也为天津这座城市增添了耀眼的诗的光芒。

　　进入新时期之后，天津的诗歌创作也进入了一种快速发展、高歌猛进的态势之中，诗歌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程度的释放。老诗人的“归来”和新诗人的涌现，同时成为动人的风景。这其中，诗人鲁藜重新焕发“第二春”，其开放的现实主义写作，再次带给人们艺术的享受和情感的震撼。林希的诗，发出时代的心声与“先声”，以人道主义、启蒙主义的诉求，在80年代中前期引起广泛关注，产生较大影响，他的诗集《无名河》，荣获了全国最高的新诗奖项。女诗人伊蕾，则成为80年代“女性诗歌”的重要代表性诗人，其作品有着鲜明的性别立场，充满对于爱、对于自由的追求，传达了一个现代女性主体的形象，有着理想主义特征和浪漫主义风格。自上世纪的80年代到世纪之交，天津诗人以独创性、个性化的风格，在全国诗坛引发了较大反响。他们的写作有的靠近“传统”，有的较为“先锋”，有的偏“主流”，有的重“个体”……诗歌追求各有差异，但都在不同的方向对诗歌本质进行着探索，这一时期的诗歌，可以说来到了一个更为多元、开放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