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比较政治学在中国走过了一条较为独特却又凸显内在逻辑的发展道路。深植于成文典籍中的比较研究传统，滋养了中国学人在历史研究和现实分析中对于比较方法的广泛应用；聚焦于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家国危机而转向域外寻求强国强兵之路的努力，成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最初的发展动力。新中国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确定、改革开放大业的启动以及经历了快速发展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和平崛起，促成了当代中国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持续发展，并且推动中国比较政治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比较方法是中国政治智慧的基因，挽救近代民族危机是最初研究动力

　　在方法论维度上，比较政治学首先涉及比较方法的发展与应用问题。早在司马迁撰著《史记》时，其分类体系即展现了比较方法的特质，尤其是有关人物的“列传”，往往是将具有“可比性”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物安排在一起而写成“合传”，例如《老庄申韩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等。因此，真正的历史学著作，很少不用历史比较方法的。这种传统对于中国学者乃至中国社会的影响至深且巨。从这个意义上讲，被马克思推崇为“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之一”的比较方法，也是一向倡导“知古鉴今”“知己知彼”和“中外融通”的中国政治智慧的内在基因。

　　在研究对象上，比较政治学首重外国政治研究。伴随着西方和东洋列强利炮坚船而来的民族危机，残酷地迫使清末以来的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了解或引介有关“夷情夷务”。无论是顽固保守派“西不如中”的见解、开明改良派“中体西用”的要旨、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抑或激进分子“全盘西化”以求革故鼎新的吁求，大都建立在理解或误解外国情况并与中国进行特定比较的基础之上。甚至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主张革新或反对革新的主张和运动无不包含了中外比较的思维活动。正因这样，梁启超先生在广为流布的《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中明确指出：“以今日论之，中国与欧洲之文明，相去不啻霄壤。然取两域数千年之历史比较而观之，可以见其异同之故与变迁之途。而察其原因，可以知今日之现状之所由来。寻其影响，可以知将来形势之所必至。”在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学术活动中，也可以发现相似情形：对比外国列强而生发出对本国封建落后、积贫积弱的悲愤，再度研究外国以寻求振兴之路，直至“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