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宋时期，春社与上巳节、中元节成为当时的诗词中最常见的节日习俗，更是盛过中秋节、重阳节等节日。在唐朝，春社与上巳节、佛诞节等同为公共假日。“上戊之辰，时俗所重，不可废也。”

　　兴盛原因与私社的发展

　　在唐朝时期，由于先前乡长和乡正（约现乡镇一级官员）消失，里正直接向县府负责，权力得到强化，村落的行政与法律地位得到确认，而春社的基本单位正是以由“里”组成的村落构成。 村社制是社日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是除自然崇拜之外支撑春社走向兴盛的另一个要素，使社日活动具备了其他节日难以具备的组织性特征。而另一方面，从唐朝一开国，官府就十分重视社祭，下诏令民间普遍立社，为社日的兴盛提供了官府和法律的支持。

　　唐朝时的私社不再只是单纯得以祭社为主题的组织，其构建过程大多是出于共同的利益追求或共同志趣而自愿结合起来，血缘、地缘等关系也不再重要。而唐朝的私社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从事佛教活动的社，主要从事修寺、斋会、写经、刻经等与佛教有关的活动，另一种则主要从事经济和生活上的互助，如营办葬礼、困难周济、疾病慰问等

　　在唐朝时期，官府对私社的态度总体是以限制和禁断为主要手段，如咸享五年（公元674年）三月，唐高宗下《禁僭服色立私社诏》，“别立当宗及邑义诸社色等社……宜令官司严加禁断。”两个月之后，再次下诏“如闻此外别为邑会，除二社外，不得聚集，有司严加禁止。”但第二份诏书说明，官府承认了私社存在的合法性，只是禁止平时聚集。到了五代时期，南唐元宗在《加应道尊号大赦文》中称“闾阎之闲，例有私社”，此显示私社的合法性不再是问题。

　　官社

　　在唐杜佑所撰的《通典》中，有着春社时皇帝祭祀太社过程的详细记录，如：

　　整个太社过程分为斋戒、陈设、鸾驾出宫、奠玉帛、进熟、銮驾还宫六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着极其繁琐庄重的仪式；

　　从春社前七日就开始准备，皇帝着衮冕，斋官要实行“散斋”，即“不吊丧问疾，不作乐，不判署刑煞文书，不行刑罚，不经秽恶”。前三日，更要实行“致斋”，只能从事与社祭相关事宜，其余悉断。

　　春社期间诸次、宫悬设置、诸官之位、酒樽之位等方面都有着极为严格、繁琐的规定。

　　春社时，唐朝皇帝经常赐予大臣礼物（以食物为主） ，如常裒曾经得到过羊酒、脯腊、海味、油面、粳米等赏赐，而白居易也曾得到过蒸饼、糫饼等。在宋朝时，亦有此俗，被称为“女中尧舜”的宣仁太后在病重时就曾赠予吕大防、范纯仁、苏辙等名臣以社饭。

　　明朝时，按《明会典》规定，每百户为一社，在春社到来前就需率办祭物，到了春社时，则要用一羊、一豚、酒、果、香烛等祭祀。祭祀结束后，一人带领读“抑强扶弱之誓”，之后按长幼次序坐下饮酒，“尽欢而退。”但这一仪式在明朝中后期以后，已形同虚设，地方官员只祭县社，而不祭里社 。

　　民社

　　汉族民间春社时的欢愉却是唐宋社会富庶太平的标识。在唐诗中，有诸多诗篇描述了春社时的场景，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唐朝时的热闹景象。如王驾（一说王演）在《社日村居》中描述了江西铅山鹅湖山春社时，家家酣醉的场景。

　　春社在西北凉州一带也极为热闹，既有社鼓、社酒等春社必须品，同时还有自己的特色，如社祭时用酒浇祭品，然后焚香拜土地神木牌，期间还有女巫翩翩起舞。在敦煌一带，则流行“春座局席”，社员轮流担任社司，全员协助，在春社开始前，社司要发请贴，上面要写请承办人、举行地点、社人需要缴纳的物品数量、对违规的惩罚措施等内容）。

　　在北宋的《东京梦华录》中，对于开封一带春社时的活动有详细的记载：如将猪羊肉、腰子、奶房、鸭饼、瓜姜等调和，铺在饭上，称其为社饭，以用来请客；春社当天妇女要回娘家，外公姨舅等要送给她们新葫芦和枣，晚上方能回来；私塾的先生们会让学生们凑钱雇倩祗应、白席、歌者等来举办“社会”，结束后学生们各带着花篮、果实、食物、社糕等而回家。

　　在南宋的《武林旧事》中，则记录了社会当天的大量娱乐活动，如：体育方面的娱乐既有相扑、蹴鞠等充满竞技性的活动，又有射弩、使棒等带有表演性质的活动。戏曲方面的娱乐则既有杂剧、影戏等观赏性较强的活动，又有唱赚、清乐等以音乐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活动。此外还有花绣、小说等诸多活动。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有许多首诗均提及或专门描述春社，如《春社》描述的是春社时的社肉、社酒、社酒，另一首《春社》则提及了社戏，出现最多的，则是春社时饮社酒共醉的场景，如《社饮》的“先醉后醒惊老惫”，《代邻家子作》的“社日淋漓酒满衣”和“扶得吾翁烂醉归”，《社鼓》中的“饮福父老醉，嵬峨相扶持”，《社肉》的“醉归怀余肉”等。

　　在陆游的《赛神曲》中，则生动的描绘了春社时的祭祀社神的场面：祭桌上点着的是乌臼种子作的蜡烛，摆着的是香喷喷的鲤鱼，在击鼓吹笙的音乐声中，巫师着绿袍槐简在前向社神祈告，小姑着红衫绿裙在一旁抱着酒壶。

　　在唐宋时期，春社始有停针线的习俗，“遇春秋社日，不作组紃”，甚至留下了“闻知社日停针线，采新燕，宝钗落枕梦春远，帘影参差满院”这样的词句。

　　同时，宋朝还将魏晋时期五月初五“斗草”的习俗移植到春社活动中，宋朝文学作品中同样有着大量的相关描述，如晏殊的“疑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范成大的“社下烧钱鼓似雷，日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满地花狼藉，知是儿孙斗草来”，史达祖的“忌拈针线还逢社，斗草赢多裙欲卸”等。

　　为了能够增加里社的乡村风俗，明朝许多地方官员和乡绅对里社祭祀进行了种种改革和整顿。如：

　　黄佐：在春社前会首与预祭之人斋戒一日，扫除社坛，并祭品挖坎埋在社坛西北方向，会首提前一日将厨房用具洗涤干净，晚上的时候则开始宰牲。春社当天天还未亮时，执事开始烹牲，随后燃香明烛，参加社祭的人在神位前各服常服，洗手后按地位大小立定，除会首外其他人先朝社之神位拜三拜，其后会首先后跪于社、稷之神位前，三祭酒，再之后会首再跪下读祝文，会首以下三鞠躬。礼毕后，大家开始饮酒。

　　叶春及：叶春及的改革则主要张恢复《明会典》的规章，个别地方又与黄佐相同，同时又加入了会首不再由原先的轮流担任，而是由见役里长担任。

　　然而，不管是黄佐，还是叶春及，均在相关的改革中提到春社时“不许扮神跳鬼”、“不许装神舞鬼”，否则“违者罪之”。这表明对于明时的统治者和地方官员来说，社日更重要的是促进村民和睦，便于教化乡民。

　　而汉族民间的社日却主要是借悦神之名，行娱人之实，民间的赛社活动在许多史籍中皆有记载。在元朝时，部分民间仍存轮流做春社社首的习俗，社首会邀请村民到自己家“赛社”，宰猪羊，祭祀过后，“受胙饮酒”。 明朝著名学家杨慎在其诗作《临安春社行》中就描述了在临安（今杭州）一带，春社有穿春装、摆鲜花、饮社酒、观赏社火、社戏等习俗。在浙江金华一带，规模则大为缩小，仅“四乡各有社祭”；严州一带，则只保留有社祭后“毕则饮福”的习俗。

　　清朝时，春社主要在南方地区存在，从各地的地方志来看，许多地方的春社同样保留有诸多娱乐活动，如戏社、社祭、巫祝、聚饮等。

　　社戏：又称社火，为南宋遗风。在许多地区的民间（如直隶、霍州、汾西、荆州），在春社时会根据村落大小、地位高低而凑钱演社戏。而在山西临汾同时也有举办香火会，扮社火的风俗。社戏不仅在中国大陆流行，而且在台湾，除了汉族外，哪怕是当地原住民也有春社时张灯结彩，演社戏，给土地神过生日的习俗。由于社戏十分消耗财力，因此一些地方志撰写者对此进行了批评。如批评社戏“易启事端，多耗财货”、“伤则废业，荡人心志”。但也有撰志者认为，如果对社戏改良的话，有“社会教育之意”。

　　社祭：作为春社的最初目的，社祭也是许多地方春社时的习俗。如六合、京山、宣恩、应山（今湖北省广水县）等地的春社，老百姓们会或凑金具酒醴，或蒸米作糕、或作米粢等来祭祀土地神。社祭时大多以酒糕、鸡豚来奉祀社神，但也有的地方用其他祭品，如武冈地区就用将香藤熏干杵碎和糯米粉调蒸而成的“社粑”来奉祀社神。社祭时的社饭大多各地有各地的特色，如在荆楚一带，社饭主要由猪羊肉和米饭调合而成，并装在葫芦（葫芦有多子多孙之意）中，送给别人。凤凰县一带是用蒿菜杂糯米蒸熟，晃州和来凤地区是用糯米，切麦蒿和腊肉片及豕脂蒸熟，芷江地区是用蒿叶将米、干肉包裹蒸熟。

　　巫祝：在清朝的各地地方志中，同样也有许多地方社日有延巫祝以祭社的习俗。巫祝时，很多地方（如罗田、钟祥、石首、永定）多以敲锣打鼓来迎神。

　　聚饮：祭祀仪式结束后，男女老少坐在一起聚饮也是许多地方的习俗，如黄州、武昌、蕲水、黄冈、沔阳等皆有此俗。据云饮社酒可治耳聋、有利于子孙成长等说法。

　　其他习俗：在许多地方，还有一些特别的风俗，如黔阳有放风筝之俗，获嘉、崇阳等地有修新坟之俗，在黎城、潞安等地，有走社的习俗，即走亲串友或扛抬社神游走。

　　禁忌：跟以前一样，许多地方在春社时也有诸多禁忌，如清泉在立春至春社后再过一戊日，忌以金犯土，凤凰县、沅陵在春社前忌扫汲，云阳忌动土、女子停针线。

　　清朝后期著名诗人袁景澜在其著作《吴郡岁华纪丽》中记载江苏一带，春社时官方“牲乐以酬”，农家“家具浆壶”，“以祝社厘”，并称“醵酒作会，曰社钱；叠鼓祈年，曰社鼓；饮酒治聋，曰社酒；以肉杂调和铺饭，曰社饭。”酣嬉热闹的场面，让催租的官吏也不再惊扰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