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郑杭生的社会学定义

　　在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始于1979年3 月。重建初期，社会学的定义这一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过程中无法回避的论题，引起了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观点。其中，郑杭生对社会学的定义被认为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新观点”（注：邓伟志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社会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郑杭生对社会学的定义是：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特别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这一观点，首次发表于1985年7月29 日的《光明日报》，题为《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次年，他又在《社会学研究》创刊号上发表论文《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进一步阐释了这一观点。1987年，他出版了《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社会学概论新编》等著作，对他的社会学定义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在郑杭生的社会学定义中，将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确定为是一门“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无疑有助于廓清社会学与历史唯物论的关系。在郑杭生看来，全部社会科学可大致分为哲学科学、综合性社会科学、单科性社会科学三个层次，社会学、历史学、管理学属综合性社会科学，历史唯物论属哲学科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属单科性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虽应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但在学科层次（以及学科对象、学科作用）上社会学与历史唯物论是有区别的；那种以历史唯物论否定、代替社会学的“否定论”、“代替论”观点，那种把历史唯物论等同于社会学的“等同论”观点，既贬低了历史唯物论，又不利于社会学的研究和发展。

　　在郑杭生的社会学定义中，将社会学的对象限定为社会运行和发展尤其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无疑明确了社会学独特的研究对象，并使社会学与单科性社会科学区别开来。在他看来，社会学具有综合性，社会学以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对象，涉及了整个社会系统以及系统与子系统、各子系统、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它不以社会的某一子系统为研究对象；而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单科性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比较单纯，只涉及各有关系统内部的规律，不具有社会学那样的综合性。

　　为进一步明晰社会学的学科性质，郑杭生还分析了社会学与其他综合性社会科学的区别。比如，他认为：历史学面向过去，而社会学面向的是现在和将来；历史学主要是一种“纵向科学”，而社会学主要是一种“横向科学”。

　　郑杭生所以把社会运行和发展尤其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作为社会学的对象，是有充分的根据的。一方面，社会学史上两大传统（西方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框架均没有脱离“运行”和“发展”这对社会学范畴，无论西方社会学还是苏联社会学都是一种维护建设型的社会学，它们实质上都以研究本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对象的。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越来越强烈地提出了重视社会良性运行，正视中性运行，避免恶性运行的问题。此外，注重考察社会治乱兴衰等社会运行问题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学术传统，中国社会学的先驱者严复就曾将社会学看成是一门研究社会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的学问。可以说，郑杭生的社会学定义，既有历史时代根据又有现实社会根据、既综合了国外社会学的发展轨道又吸取了中国学术传统中的合理思想，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和本土化色彩。

　　必须指出，郑杭生的社会学定义，十多年来对中国社会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已为许多社会学者所认同。他本人主编的、充分体现其社会学定义的教材（《社会学概论新编》及其修订本《社会学概论新修》），累计印行已近15万册，被今日中国社会学子所普遍使用。由董驹翔主编的《社会学》（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采用了郑杭生提出的“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观点，并作为贯穿全书的主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