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组织社会学视角而言，我国政府组成系统始终是一个严密且复杂的科层制组织：通过层级化把整个行政区域切成了块块，又通过各层级对应的部门化把块块切成了条条，从而形成了“条”“块”结合的体系。从横向上看，中国政府科层则由一个个系统、区域或部门构成。从纵向上看，它是由一个权力等级的金字塔构成，政府机构层级和数量都非常庞大。每一级政府都有几套班子，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科层网络。

　　相关高层决策者也在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中从一开始就将这种“条”“块”结构基本照搬和移植到互联网上，“中国是少数以独立的法律来控制网上言论的国家之一。这些法律规定实际上还是把互联网等同于传统媒体，就像对待传统媒体一样来对待互联网；在某些方面，对网络信息传播的监管和限制，还超过了对于传统媒体的监管和限制力度。” 1（参见下表）然而这种做法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来看，都存在着各种问题。

    2014年2月以来的中国互联网主要治理机构　　

　　从横向上看，政府科层由一个个系统、区域或部门构成，容易造成管理学中的所谓“公用地”悲剧：将意识形态归属宣传部门，行政部门职权则分为互联网行业主管部门、网络文化主管部门、安全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参与管理部门等五大系统，初步统计共涉及31个部门。“谁建设谁负责，谁运营谁负责”的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了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战略、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建构与调整等重大问题、隐含的公共危机、公共矛盾、暗流涌动的公共弊端“谁都想问”、“谁又都不问”之所谓“九龙治水”局面。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其界定为：“面对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飞速发展，现行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弊端，主要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具体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