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

　　佛教在北周武帝时受到很大的伤害，由于隋文帝与炀帝积极复兴，为中国佛教全盛期的唐代佛教奠定稳固的基础。

　　隋文帝

　　结束纷争，下诏复佛：隋文帝结束中国南北纷争数百余年的局势，即位后，下敕：“好生恶杀，王政为本。”在京城及诸州置官立寺院，行道日禁绝杀生，修复荒废的寺院，奖励建立寺院。开皇十一年(西元五九一年)，诏称：“朕位在人王，绍隆三宝，永言至理，弘阐大乘。”此后，不论公私，寺院如雨后春笋般林立，从皇帝、皇后到庶民、信众，皆行敬施，供养绢疋、净财等。

　　造寺抄经，僧众教化：文帝在位期间，建造寺院共三千七百九十二所，抄经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零八十六卷，整理经典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石像大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尊，修复旧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尊，对佛教事业的护持不遗余力。此外，文帝为怀念父母深恩，启建舍利塔，共有八十三处之多，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巨擘，影响后世极大。

　　隋文帝兴建大兴善寺为国寺，殿堂雄伟宏大，是隋唐以来，长安最大的佛寺，也是隋代唯一的国策寺院。文帝在此设有“二十五众”执行佛教教化的工作，所谓“二十五众”，是由二十五位通达佛教义理的高僧组成，专门弘扬佛法的组织。另外又设五位熟谙诸经论的“五众”，从事弘法教化。因此培养了许多学者僧及教化僧，提升佛法研究及对大众的教化工作。

　　宿植善根，简朴淡泊：隋文帝在冯翊(陕西大荔县)出生，由般若寺智仙尼师抚养长大。七岁时，尼师告诉他：“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十三岁时，才回到父母家。隋文帝性喜简朴，喜欢寺院里的钟声，偏好豆类制品，曾自言：“可能前世为一修道人。”文帝登位后，尼师已圆寂，不仅在群臣前屡次提及尼师的德行，并且亲自作传纪念，对尼师孺慕之情油然可见。文帝与佛教的因缘深远，以复兴佛教为己任的发心，不难想见。

　　隋炀帝

　　隋炀帝在历史上褒贬不一，有人以为他好大喜功，劳役百姓，但也有人以为他为国建设，福利社会。尽管如此，他对佛教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敬僧迎僧，建立道场：隋炀帝是文帝的次子，笃信佛教，为扬州晋王时，曾延请天台智顗大师到扬州，智顗大师为他授菩萨戒，法号“总持菩萨”，他也敬赠“智者大师”名号，相惜之情，传为历史上一段佳话。

　　隋炀帝即位前，对佛教护持已相当热心。他曾创建二所道观及慧日、法云二佛寺。其中，慧日道场会集了当时江南佛教界高僧，并且迎请三论宗嘉祥寺的吉藏大师入寺住持，是为江南一大盛事。另外，他也在长安建日严寺，高僧彦琮、智脱、法澄、法论、智炬等，皆曾住此大振法雷，讲学之盛，冠于当世。

　　启建道场，弘扬文教：大业三年(西元六○七年)，以佛法治国的日本圣德太子派遣学者、僧侣来华留学，隋炀帝特别启用洛阳鸿胪寺四方馆，聘请高僧负责留学僧的教育工作，举办讲座、法会，从事经典的校勘等。

　　隋初来自印度的高僧如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达摩笈多等，陆续应请入住长安，从事翻译工作，到了炀帝时，更在洛阳设立翻经馆，网罗译经人才，对佛教的文化、教育事业可说相当重视。

　　隋朝立国虽仅三十余年，然政治的统一，经济、社会、文化的稳定发展，加上文帝与炀帝对佛教的贡献，上承南北朝讲经、禅坐之风，下开唐宋各宗大盛之门，成为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转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