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评价“五四运动”，对中国史学界来说始终是一个十分敏感和值得关注的问题。不但中国大陆对此敏感，台、港、澳和西方社会对此问题也是十分重视。作为一个历史上的五四，已经是一个过去了的历史事件，但它所提出的“科学”、“民主”等问题却始终如影随形般地伴随着我们，影响着我们。今天人们所讨论的五四，是“历史叙述中的五四”，它作为历史研究的文本，在不同的叙述者那里是不同的，有着不同的反映，可以说五四的形象有一个“层累造成”的问题。

　　五四运动研究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即已拉开帷幕，可以说其研究几乎与五四运动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

　　抛开一般的纪念性活动，中国史学界至少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五十至六十年代初，一九七九年到八十年代初，一九八九年前后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五四运动研究热潮，并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期间的研究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社会历史条件，五四运动的领导权及其性质，五四运动各阶层的作用及其影响诸方面都有丰硕的收获，并以专题论文、人物传记、论文集等形式表现出来。

　　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先秦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源头，那么，五四运动就是中国现代思想的源头。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文革时期对学术的摧残，五四运动史的研究长期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使得五四运动的研究与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

　　显而易见，五四运动研究工作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譬如，在指导思想上，有些人坚持“今文经学”的史学观点，或摆脱不了“影射史学”的思路，喜欢先拿今天的眼光和需要立论，再到历史资料中去找根据，作出论证。在采用新的方法进行研究时，忽视了将新方法与对史料的发掘、分析、运用密切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文化、政治、思想等方面，而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南北政府之争、地区差异、教育改革等方面，则缺乏清晰透彻的科学评价，造成研究的薄弱区域。有的研究照抄照转现成结论，以革命领袖的某些论断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把研究工作停留在解说现成结论上面，这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五四运动研究也不例外。不少著述在论及五四运动的意义时，往往都是把毛泽东主席的有关论断抄录在一起，而不进一步考察这些论断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另外，研究工作中还存在着片面性，如过分地强调一个阶级，一类知识分子，一种思潮的作用，而忽视全面的研究，贬低其他阶级、其他知识分子、其他思潮的作用。

　　关于五四运动研究还缺乏新的力著问世，特别是缺乏新一代历史学家的力著问世。

　　五四运动研究中既有一些以前被忽略的领域，也有一些有待于深化、拓展的领域，还有一些需要重新认识的领域。本文认为五四运动研究应把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结合起来考虑，以新的角度和视野看待五四运动，力争在五四运动精神、五四时期各个社会界别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关系、五四运动人物研究诸方面有新的突破。

　　关键词：五四运动研究；回顾；前瞻；新方法；新视野

　　导论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曾有许多“关键时刻”，以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不管喜欢或厌恶，人们都必须认真面对它，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五四运动便扮演了这样的一个重要角色。

　　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五四运动是以一批先进青年和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它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对现代中国产生着全方位的影响。五四精神己成为新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

　　五四运动研究的帷幕从上世纪加年代即已拉开，可以说其研究历史几乎与五四运动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五四运动史的研究与其同时期的其它历史事件相比，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明显地略胜一筹。

　　第一节选题缘由和资料来源

　　一、选皿缘由

　　近30年来，中国大陆、港澳台和西方国家的学术界都十分关注“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历史上的五四，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事件，但它所提出的“爱国”、“进步”、“科学”和“民主”等思想却始终如影随形般地伴随着现实中的我们。今天人们所讨论的五四，已不等同于五四运动的现场，是“历史叙述中的五四”，它作为历史研究的文本，在不同的叙述者那里有不同的描述：第一，它是研究者通过文献、回忆、报道等媒介和途径重新建构起来的五四，在这种重构的历史中，人们通过这些媒介来体验过去的心情，理解当时的语境，以求得最大限度地回到五四运动现场；第二，它是由于不断地解释、阐述而建构起来的五四，它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的世界观和理论修养的影响，在各种各样的角度、立场、解释思路和解释背景中，一个又一个关于五四运动的知识被建构起来，一种又一种关于五四的价值被表达出来；第三，它是一个经常出现在各种象征性纪念活动中的五四，一个随着不同的意识形态需要和时代背景需要，以支持政治合法性与权力合理性为目的五四，在这里，五四又被赋予一层功利色彩。可以说五四的形象有一个“层累造成”的问题，每一次的纪念活动都会塑造一个新的五四形象，赋予五四以新的意义。

　　近百年来，五四运动的研究有了厚重的积淀，体现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社会历史条件，五四运动的领导权及其性质，五四运动各阶层的作用及其影响等诸方面，以专题论文、人物传记、学术专著、论文集等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相关专著、资料集就达数百种，文章数千篇之多，涉及到五四与救亡启蒙、现代化、人文精神建设、传统文化、中西文化、民俗文化、平民主义、科学主义、激进主义、期刊社团、学术发展或转型、宗教、音乐、思想解放、政治发展、华侨、国际反响等专题论文，以及对与五四运动有关的蔡元培、钱玄同、高一涵、王光祈、周作人、冯友兰、王希天等人物的研究，大大拓宽了课题范围和思考角度。

　　目前，五四运动的研究呈现出“总体研究不断，角度多向;热点问题深入，研究细化;边缘问题凸现，领域拓宽”等特点，无论从整体还是从局部，领域更广泛，研究更翔实。专著、人物传记和优秀论文不断涌现，许多资料和论点被深入挖掘，而且更加注重社会稳定因素的探究。在这个过程中，关于“五四运动”一词的出处，对“五四运动”涵义及外延的理解及五四运动是否是新民主主义开端的争论等问题的争议至今仍无法统一。

　　总之，综观近几年来五四运动的研究，在理论论证和史料证伪方面上都很深入，研究动态出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同时，五四运动的研究在今后的研究趋势上要把握好整体研究，继续从历史的深层次结构去把握，把焦点历史与整体历史进程结合起来统筹分析，同时突破学科限制，进行跨学科研究，挖掘五四运动的社会结构因素，从社会史、心态史、民族史的角度进行全面化、系统化的研究。热点问题上提高深度，边缘问题继续关注。在五四运动研究上有些问题虽有论述，但并没有新的进展，譬如五四运动的力量群体。农民以及少数民族的先进分子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中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地去挖掘。新的研究领域与视角继续深入探索。近几年出现的学术史热，就是一个新的走向。学术史研究视角的价值在于开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史资源，初步展现了长期以来被思想的光芒所遮掩的“五四”学术的辉煌，并且重新厘定了“五四”思想与学术的关系。这一领域的深入关注，将会给五四运动的研究带来新的动态和繁荣。本文借助于前辈积淀下来的研究成果，对这段近百年的历史研究进行初步的梳理和总结，以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如五四运动研究的阶段与特点，五四运动研究的主要论题及观点，五四运动研究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五四运动研究的新的方法和趋势等都是本人探讨的主要问题。

　　二、资料来源

　　五四运动虽过去近百年，却一直被专门研究者和一般公众所关注，由于思想价值观以及凭借的媒介各异，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五四”形象，而且五四时期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现代化建设至今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五四运动研究具有持久的生长点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研究五四运动的思路及策略千变万化，表现在：可以长时段研究一段史实，也可以瞬间描述一个片段；可以全景透视，也可能私人叙述；可以理性分析，也可以感性复原。在图书馆、资料室和网络资源，都能够查找到大量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资料，如：报刊资料，包括国内外报刊对五四运动的记述和介绍；档案资料，例如北洋政府档案，民间私人机构如企业、商店的档案等；文献资料，包括当事人的著述、信件、日记等;还有相关论文和专著。与此同时，我还查阅了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关于孔子的研究，柯文著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等资料，希望在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借鉴。

　　进行史学研究，应注重收集史料。只有建立在充分真实材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揭示出历史真相。我对这些资料按不同标准进行分类，像建国前与建国后的、大陆与港澳台的、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的。除了对专著和论文进行搜集和分析外，我还注意查阅回忆录等资料，去亲临和感受“五四现场”，正如孙伏园所说的：“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一年比一年更趋明显；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①（孙伏园：《回忆五四当年》，《人民文学》1954年5期。）没有无数细节的充实，“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就难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显得较为空洞和模糊，也就很难让一代代年轻人真正记忆。所以说，搜集帮助“回到现场”的细节与画面，作为理论研究的一个支撑点，对于“五四”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对材料进行分析和鉴别，可以发现同样的事件在不同资料中有相同的记载，这样可以相互佐证。当然也有记载不同甚至观点迥异的情况，如海峡彼岸的有些政界人士或学者认为五四运动与中共成立毫无关联。台湾一位五四运动史的研究者写道:“五四事件后两年又两个月，中国共产党才成立于上海。中共建党的当时，正如《中共史论》作者郭华伦先生的分析，既缺乏社会基础(当时中国产业无产阶级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二七，妇女儿童还占其中相当数量)，又没有阶级觉悟(产业工人大部分是刚由农村流进城市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的破落户，他们充满了农民意识，行会意识及流氓意识，没有建党的觉悟和需要)，而是第二国际和俄共的强制移殖”；“五四游行示威的本身，是学生们基于救国意念的紧急集结，自有起因和导火线，但现场并无任何政治势力为之前导，它纯粹是自动自发的爱国壮举！……中共的史家费尽心机，也难在数千位示威者中，觅得几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周玉山:《五四历史不容篡夺一怀五四，论真相》，《五四与中国》，第545-546页。）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说:“参加五四运动的人，健在的虽已不太多，但还有不少人可以追述当时的情形的。当时参加活动的人中确有周恩来，他是南开代表之一，其他平津各校代表数十人，后来大部分参加国民党为党员(我当时主编《北洋大学日刊》，白天兼任记者，亦参加一切活动)，所以共产党要说五四运动完全是他们发动的，那我又要问他们一句话:‘何以胡适之不参加共产党，而且坚决反共呢?”，（陈立夫:《中共与五四扯不上关系》，1979年4月30日。）通过对比研究，追寻运动的来龙去脉，更易发现问题，探究事情的真相，正所谓真理愈辩愈明。

　　第二节研究意义

　　任何一项研究都有其特定的意义，阐明这种意义，是研究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无疑，五四运动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学术价值

　　五四运动具有多面向性和时代复合性的特征，每当中国历史的车轮颠簸蹒跚的时候，人们就会对“五四运动”评说一番。

　　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占有重要的位置。就思想的源头来说，如果先秦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源头，那么，在一定层面上说，五四运动就是中国现代思想的源头。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文革时期对学术的摧残，五四运动史的研究长期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五四运动研究，与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在这个领域里，还有不少荒地有待开垦。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陆以外的学者对五四运动研究却十分重视，多年来从未放松。他们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出版了很多专史，近年来论著逐渐增多，而且提出了许多独特的看法，丰富了五四运动研究的成果。当然，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大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尽管五四运动研究取得很大成绩和进展，但在研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如照抄照转现成结论，缺乏自己独特的见解，以革命领袖的某些论断作为评判是非的金科玉律，把研究工作停留在解说现成结论上面，从而使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停滞不前。这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五四运动研究也不例外。不少著述在论及五四运动的意义时，往往都是把领袖人物的有关论断抄录一起，而不进一步考察这些论断是否符合实际。另外，研究工作中还存在着片面性，如过分地强调一个阶级，一类知识分子，一种思潮的作用，而忽视全面的研究，贬低其他阶级、知识分子和思潮的作用，从而使研究带有较浓郁的主观色彩，难以从总体上对五四运动有客观全面的认识。

如何认识和评价五四运动，始终是近百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关注点，围绕这个运动所提出的观点和流派在学术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对近百年来的五四研究作一下梳理十分重要，一方面可以揭示五四运动研究历史延伸脉络，认识其曲折发展的历程；另外可以对其中的经验和教训给予深刻的反思，进而对中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新的借鉴。

　　二、现实意义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说过：历史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这深刻揭示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人们要解决现实改革中碰到的问题，往往需要求教于历史，从中汲取经验反思教训。五四运动既然是现代思想的源头，也就必然成为人们反思的重点。像近年来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关于救亡与启蒙关系问题的讨论，关于知识分子的道路与历史作用问题的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中一些问题的讨论，就都反映了这一趋势。通过对五四运动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线索，从而间接地推动经济改革和当代的文化建设。如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思想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五四”以来民主与专制独裁、民族压迫的斗争，正是贯穿在从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和政治现代化中的一根红线。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民主对专制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目标，就是要达到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从而推动各方面的工作。这也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坚持科学理性精神，是五四精神遗产的又一重要内容。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历程，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了科学理性精神的重要性。近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怀着社会功利主义的目的，想从根本上救治旧中国的贫病交加的可怜状况，因而坚决诉诸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要求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理论、技巧和方法迅速地移植中国政治界、知识界和一切文化领域，普及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力图用科学理性来改变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考习惯，以达到复兴国家的目标。与此相对照，我们需要反思过去几十年里在发扬科学理性方面的缺失和教训。虽然我们在发展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投入了相当的人力和物力，但在很长的时间内忽视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发生了诸如“大跃进”等诸多不符合科学理性精神的事情，甚至在今天，社会科学受到重视和普及的程度也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现在，尽管我们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30年了，但现实并不乐观，仍有不少干部喜欢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和形式主义，利用自己对于舆论界的优势大搞浮夸或变相浮夸，忽视了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那些反科学的唯意志主义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相结合，在政治上形成了独特的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加深了官本位的传统。数不清的文山会海，滋生出种种弊端。大量形式主义的宣传和报道已经成为难以根除的顽症。这种种表现与五四精神实在相去甚远。

　　处于世纪之交的人类社会正在进入知识经济的新时代，中国现正迎来发展的机遇期，当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世界科技革命正引发着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巨大变革，科技革命正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科学技术实力也正在成为评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最重要标志。面对21世纪现代化发展的大趋势，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已纷纷开始制订新的发展战略，通过科技、教育和生产的现代联合，抢占现代化发展的制高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坚持五四运动提倡的科学民主精神，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根本措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对五四运动研究的最好纪念。

　　第三节 五四运动研究学术史回顾与评价

　　一、关于五四运动涵义的界定

　　学术界一般认为，1919年5月6日，高一涵在北京《晨报》发表《市民运动的研究》，对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学生集会游行的性质和意义进行了探讨，（作者涵庐，见1919年5月6日北京(晨报》）这可以看作是研究五四运动的起点。10多天后，便正式出现了“五四运动”一词。（5月18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发表的《罢课宣言》和《上大总统书》中，都使用了“五四运动”一词，均见1919年5月20日北京《晨报》。）关于“五四运动”一词的出处，学术界众说纷纭。孔凡岭在《“五四运动”一词的最早出现及其涵义的演变》一文中，坚持认为是在1919年5月18日，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发表《罢课宣言》和《上大总统书》中，最早使用了“五四运动”一词。舒宝璋则赞同是在1919年5月26日的说法，他认为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二期署名“毅”的文章是罗家伦写的，罗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最先使用了“五四运动”一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罗家伦此文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五四运动”一词。但是杨琥认为上面的说法都不准确，并提出最早出现是1919年5月14日，是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于5月14日发布的《致各省各团体电》中首先提出的。从那以后，五四运动的经历者和研究者就投入了大量精力，试图对运动的性质、作用等问题进行思考和深入研究，以发现规律性和价值性的结论。

　　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五四运动》。文章指出:“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己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这篇文章把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些学者由于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不同，对五四运动的理解也相去甚远。例如，注重思想启蒙价值的，会突出《新青年》的创办、北京大学的改革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五四运动的重大影响;突出爱国主义的，则强调学生及市民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抵制列强霸权的运动和表现，等等。

　　港台及国外学者关于五四运动涵义的研究，也有不同的观点（赵春旸:《港台及国外学者关于五四运动的若干观点》，《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03期。）：1、台湾的蔡晓舟、杨量功认为，“五四一役，涵有二义，一为国家争主权，一为平民争人格。”“五四所表现的，纯为爱国行为。”“此一运动，与所谓新文化运动或任何外在因素，完全无关”；2、台湾的吕实强认为，五四运动“包括两项含义”，一为爱国运动，一为新文化运动；3、旅美学者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

　　尽管上面具体表述不同，但他们都强调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这样的观点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也得到证实。“五四运动(May Fourth Movement) 1919年5月4日中国发生的一次群众运动，其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一般认为，这次运动是现代中国的一场文化和思想上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前夕，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开始创办刊物、发表文章，提倡民主和科学，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推动新文化。温和派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代表，反对马克思主义，却强烈支持文学改革，主张用白话文化代替古文；提倡婚姻自由，反对父母包办;主张取缔娼妓；并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五四运动既加速了国民党的改组，也为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基础。”（《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建国后对五四运动的研究，长期以来是根据《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的观点，把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联系起来，并包括反帝反封建政治运动与反封建文化运动两个方面。为了对这样的观点作出更清晰的说明，上世纪60年代初研究者提出区分“广义”与“狭义”的五四运动的问题，一般认为，狭义指1919年5月4日到6月28日的“五四爱国运动”，其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和五个高潮。广义指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间又以五四爱国运动为界标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不同阶段(具体划界也有不同意见)。另一种意见认为，“五四时期”专指五四爱国运动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两年间，亦即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准备时期。持这种意见的研究者，又将“五四”前后的历史按照历史和逻辑的发展顺序，提出“五四前新文化运动一五四爱国运动一五四时期”三个阶段说。（覃艺：《新时期五四运动史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03期。）这样的划分，有利于进一步揭示五四运动的内涵和外延。

　　列宁曾经说过，自然科学的成果是概念。以此推论，上述学者对五四运动涵义的界定，虽然标准有所不同，也存在不足，但基本上揭示了五四运动的实质，为五四运动的研究打下一块较为坚实的基石。

　　二、关于五四运动研究涵义的界定

　　在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内，五四运动属于较受重视的课题。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香港和国外，都有不少学者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流派，结出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由于五四运动研究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有着丰富的内蕴，所以能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学术研究热点，并且围绕着这个热点形成不同的学派，取得了显著成绩。现在有条件对五四运动研究史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因此有学者呼吁建立“五四学”。简单地说，界定五四运动研究的涵义，就是弄清“五四”和“五四学”。

　　蒋俊在《文史哲》1989年第3期撰文指出，长期以来，五四运动史的研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五四”研究与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没有专门研究“五四”的学术组织，也没有像其他专题那样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人们只是在五四运动多少周年的时候举行一次纪念活动，而这些活动的纪念意义又远远超过学术意义，而且五四运动的研究被几个学科所分割，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五四运动研究的系统性以及深度和广度都大受影响。他还指出，“五四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三个方面，即五四运动史料的研究，五四运动发展过程的研究和“五四研究”的研究。其中五四运动发展过程的研究是“五四学”的主体。它的内容十分丰富，诸如五四运动的背景，五四运动的上限和下限，五四运动的发展阶段，五四运动的性质和领导权问题，五四运动的精神，五四时期的文化意识，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五四时期的社团和人物，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中的各阶级，五四运动在国外研究等等。这些专题相互联系，支撑起五四运动发展过程研究的框架，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的整体。

　　细究起来，“五四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其一，它是一种跨学科的学问，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历史学、文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外交等各个方面。这样，可以多角度多侧面地对五四运动进行深入研究，而且能够揭示出五四运动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关系。其二，它与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要解决在改革开放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往往要求助于历史，从中汲取经验和反思教训。当代文化建设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上溯到五四时期，当代流行的理论和观念也会对“五四”研究产生影响，赋予五四以新的意义；而“五四”研究的成果又会给当代的文化建设以推动作用。

　　我们看出“五四学”有着丰富而深邃的内涵，它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使得“五四”研究有了强大的支撑点和不竭的动力。“五四学”的提出，明确了“五四”研究的对象和范畴，加强了与各个学科的横向联系，为“五四”研究提供了极其广阔的视角和新的方法，使得“五四”研究有了浓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五四运动研究学术史回顾与评价

　　学术界对五四运动研究的历史几乎与五四运动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潮流和文化讨论热潮的兴起，中国大陆的“五四”运动史研究进入了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新的问题、观点和成果层出不穷(论文第一、二章将具体阐述)，其中代表性的主要有：

第一，专著。陈平原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郝斌、欧阳哲生编的《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陈万雄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陈平原、夏晓虹主编的《触摸历史一历史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年)，吕芳止、张哲郎主编的《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文学院，1999年)，彭明的《五四运动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8年)和《五四运动在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年)，萧超然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杨亮功、蔡晓舟主编的《五四——第一本五四运动史料》(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周策纵著、周子平等翻译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美)格星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出版社，1989年)，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华岗的《五四运动史》(上海海燕出版社，1951年)，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编写的《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彭明的《“五四”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欧阳哲生的《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湖南出版社，1994年)，张宝明的《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学林出版社，1998年)，蔡晓舟、杨量工的《五四》(同文印书局，1919年)，陈旭麓的《近代史思辩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等等。

　　第二：论文。彭明《关于半个世纪以来五四运动史研究的若干情况》(《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6期)，覃艺《新时期五四运动史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石仲泉《五四运动和20世纪中国的思想解放历程))(《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王东《五四新文化运动若干问题辩析》(《哲学动态》1999年第4期)，王小京《国内五四运动史近10年研究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6期)，时进、徐华国《怎样评价五四时期的陈独秀》(《社会科学》1979年第1期)，朱志敏《八十余年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罗志团《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5期)，蒋俊《中国建立“五四学”》(《文史哲》1989年第3期)，白应华《早期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的研究》(《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2期)，曾长秋《五四精神的历史考察和现实意义》(《怀化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陈卫平《八十年的“五四”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陈泗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湖洲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郑大华、贾小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期)，胡一华《也论五四运动的性质》(《丽水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郭德宏《五四精神与民族振兴》(《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年第2期)，苗体君《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新探》(《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黄华文《对五四民主启蒙运动的审视》(《理论学刊》2001年第1期)，朱志敏、宁敏峰《90年代国内五四运动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5期)，吴效马《近五年来国内五四运动史研究述略》(《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5期)，宋小庆《关于五四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求是杂志》1996年第13期)，段培君《关于五四运动意义的文化分析》(《人文杂志》1997年第2期)，刘惠吾《试论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问题》(《文汇报》1963年2月26日)，严昌洪《五四运动与社会风俗的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沈寂《再论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董振平《美国因素与五四运动的发生》(《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叶青《五四以后知识分子队伍分化与嬗变原因再探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朱志敏《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民主观新探》(《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张连国《论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转折点中的时代复合性特点》(《历史教学》1999年第5期)，任经辉《“五四精神”及其时代价值当议》(《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郭若平《评“五四”研究范式的转换》(《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李少兵《爱国、启蒙和文艺复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洪晓楠《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与话语重构》(《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马立新《“五四”东西文化论战新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马立新《“五四”东西文化论战新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魏绍馨《五四“反传统”文化思想的历史价值》(《东方论坛》2000年第1期)，高力克《重评杜亚泉与陈独秀的东西文化论战》(《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周明《五四与反传统》(《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张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侯宗肇《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点思考》(《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陈信琼《试论五四运动与安徽妇女运动的关系》(《安徽史学》(2002年第2期)，叶青《五四运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福建党史月刊》(2005年第3期)，罗厚立《历史记忆中抹去的五四新文化研究》(《读书》(1999年第5期)，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覃艺《新时期五四运动研究史研究综述》(见《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陈卫平《八十年的“五四”观》(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王湘军、朱志敏《五十年来五四运动史研究概述》(见《历史教学》1999年第5期)，彭明《关于半个世纪以来五四运动史研究的若干情况》(见《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6期)，史文、王湘军《近三年来五四运动史研究述评》(见《北京党史》1999年第3期)，罗志田《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见《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王小京《国内五四运动史近10年研究述评》(见《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6期)，黎见春《近年五四运动研究综述》(见《北京党史》2001年第3期)，吴效马《近五年来国内五四运动史研究述略》(见《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5期)，张雪萍《2000年以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热点综述》(见《北京党史》2004年第3期)，朱志敏《八十余年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等等。

　　第三：文史资料。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中共中央马思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郀庵《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蔡林彬给毛泽东》(《新民学会资料》)，孙中山《来校最后训话》，《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1934年)，沈尹默《我和北大》(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1期，中华书局，1979年)，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高一涵《辛亥革命前后安徽青年学生思想转变的概况》(《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共产小组(第二组)》(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王沉森主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等等。

　　除此之外，在《大公报》、《新潮》、《申报》、《晨报》、《民国日报》、《新青年》、《每周评论》、《时事新报》、《文汇报》、《人民日报》、《新教育》、《新月》、《湘江评论》和《曙光》等报刊杂志中也有很多五四运动研究的文献资料。

　　上述研究力求对五四运动研究史有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主要内容涉及五四运动研究的阶段及特点、五四运动研究的资料整理、五四运动研究的学术成果、五四运动研究的主要论题(如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五四精神、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等)，还涉及五四运动研究的经验、不足及展望，等等。

　　应该说上述研究为我们较为清晰了解五四运动研究史打下较好的基础，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但其中也有不少缺憾，如五四运动研究阶段划分较为笼统，谈得较为空泛；还有罗列出五四运动研究的主要论题，但分析不够深入，没有准确揭示出五四运动研究与当时社会背景的联系，而且对五四运动研究的新的方法介绍不够全面和深入等等。本文力图在研究时克服这些缺憾，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看待国内五四运动研究，力求通过对不同时代“五四”的研究，把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结合起来考虑，以新的角度和视野审视和研究五四运动，力争在五四运动精神、五四时期各个社会各界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关系、五四运动人物研究诸方面有较新的突破，以揭示“学术”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四节 本文思路与框架

　　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学术研究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我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近百年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回顾与前瞻》，从政治、文化等角度对国内近百年来五四运动研究进行回顾与前瞻，指出以往研究的不足，并对五四运动研究进行展望。

　　论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选题缘由、资料来源、研究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等问题，还对五四运动研究学术史进行回顾与评价。第二部分，论述五四运动研究的阶段及特点，对近百年五四运动研究的成果进行认真系统的梳理和客观的分析。第三部分，阐述五四运动研究的的主要论题及观点，涉及到五四运动爆发原因，五四运动精神，五四运动领导权，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等方面的研究。第四部分，总结五四运动研究特点和研究成果，指出研究中存在的若干缺憾，展望未来五四运动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第五部分是结语，归纳全文，再次强调中心论点。

 第一章 五四运动研究的阶段及特点

　　近百年来五四运动成为学者最感兴趣的课题之一，是有多方面原因的。由于它所涉及的思想启蒙、爱国、救亡、民主、科学、文化与学术更新等与民族、国家、社会、文化、人的生存与自由权利等问题密切相关，加之参加运动和受它影响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名人，所以它的来龙去脉和经验教训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学者们百家争鸣，有些问题至今仍在争论不休。

　　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剖析了五四运动的是非功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近百年五四运动研究的成果进行认真系统的梳理和客观的分析，不仅有助于五四运动研究的深入，而且有助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展。

　　第一节 缓慢衍进阶段(1919年至1965年)

　　这一阶段大致从1919年至1965年。如果以新中国的成立为界，又可划分为1919年至1949年和1949年至1965年前后两部分。

　　五四运动爆发时，新闻界就已密切关注这一事件，报刊杂志多以“学生界事件”，“示威事件”来命名。梁漱溟当时著文评论“五四”，题目就叫《论学生事件》。（《每周评论》第22期，1919年5月18日。）“五四”大约爆发一个月后，“五四运动”就已成为媒体称呼“五四事件”的普遍用语了。（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指出:“五四运动”一词最早见于1919年5月18日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总罢课宣言》，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高一涵在《市民运动的研究》一文中认为，5月4日发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和火烧赵家楼事件，是一场“自治”、“自决”、“自卫”的“市民的运动”，这可以看作是研究五四运动的起点。（朱志敏：《八十余年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中国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

　　五四运动的末期及其过后不久，记载当时运动过程的一些资料相继问世。在上世纪20年代，开始是国民党领导人，接着是共产党领导人，他们都在总结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教训时，都肯定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对五四运动给以很高的评价。（国民党领导人如孙中山，在1919年10月18日的演说和1920年1月29日的《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对“今次学生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作出很高评价，见《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140、209-210页。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有论及五四运动意义的文章发表，翟秋白的《“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署名双林，《向导》第113期，1925年5月3日出版)、陈独秀的《二十七年以来中国国民运动所得教训》(《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12月20日出版)是有代表性的两篇。）

　　在社会各领域中，与“五四事件”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文化领域，因而称“五四”为“新文化运动”也是很自然的。由于人们的思想价值观不同，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也不尽相同，形成不同的流派和代表。由此表现出三种“五四”观：一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主要从思想启蒙的层面阐释、肯定“五四”的价值；二是以梁漱溟、《学衡》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主要以“中体西用”论批评“五四”的思想启蒙；三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从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角度认识和赞扬“五四”。很显然，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五四运动的历史价值。

　　胡适认为，“新思潮运动”的根本意义在于“评判的态度”，即“表示对旧有学术的一种不满意，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第一集、卷四。）不难看出胡适最为肯定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的东西的批判和对西方文明的一种接受，这也表现出他的“充分”西方化倾向，即以西方近现代文化鄙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倾向。

　　梁漱溟强调只有“复兴”孔孟的“人生态度”，“才可以真吸收溶取了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显而易见，他强调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吸收西方文明的成果，这是以“中体西用”来看待“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

　　李大钊和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要求“五四运动”奔向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运动，己显露出马克思卞义者把“五四”看作“革命运动”而不仅仅局限于文化层面的倾向。在这方面，瞿秋白走得更远。他在1925年撰文指出:“社会上对于五四有两种认识，或认他只是一个学生运动的纪念，或认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所谓‘思想革命’的高潮时期”，而这两种认识“未免减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义”即“民族革命运动”的意义；从这后一意义来看，“五四运动的爆发，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划分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个时期的运动。”（秋白：《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瞿秋白文集》(政治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页。）由此看出，他对五四运动的认识更为深刻，突出了五四运动在政治上的意义。

　　由于对民族危机认识的不断加深和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逐渐不满，许多进步学者力求对“五四精神”进行深入反思，企图从中获取一种思想武器，来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和国内民主政治的实现。这推动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学术界对五四运动研究的逐渐开展。

　　这一时期出版了数种专题或相关成果，其中以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出版)、陈端志的《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生活书店1935年出版)和何干之著《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出版社1938年出版)三种最为代表性。这三部著共同特点是从文化或文化与历史结合的角度考察五四运动，探索五四运动的文化和历史价值。1936年秋冬到1937年春，北平思想界掀起“新启蒙运动”，它的主题之一就是重新估价五四运动的价值，批判地接受五四运动未完成的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团结左翼文化人士而发起的要求民主、思想自由和爱国抗日的文化运动，这次运动的时代背景是国民党专制和日本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强。遗憾的是，后来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未得全面展开。由于“新启蒙”口号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一脉相承，重评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理所当然地成为倡导者关注的问题。人们一方面肯定五四运动的价值和历史功绩，一方面要求反思它的不足，超越五四，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1937年是五四运动18周年，当时北平的许多报刊出版了五四纪念特刊。此后，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一直未停止，直至新中国成立，不论是国统区，还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历年结合“五四”纪念日和历次民族运动，都不断有纪念五四运动，论述其“光荣传统”、“启蒙精神”的文章发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于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观点来分析五四运动，赋予它以新的时代意义，把对五四运动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新中国诞生后，五四运动研究进入了一个发展相对迅速的时期。

　　1950年4月29日新中国第一个五四纪念日前夕，邓拓发表《谁领导了五四运动》一文，（载《人民日报》1950年4月29日。）从而写下了研究五四运动的新篇章。从此，有关研究成果不断出现。50年代相继出版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简要读本和教科书，都把五四运动作为论述重点内容之一。其中1950年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是

　　全文：近百年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回顾与前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