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甲午战争后，面临着中国的惨败，士大夫们在传统中国观念受到动摇的同时，开始从国家生存地位的角度认识到中国国势衰弱和必须改革自强的问题。不同类型的士大夫提出了不尽相同的自强变革主张：官僚型士大夫主张实行部分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激进型士大夫主张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变革；而介于二者之间的普通型士大夫则更多地提出兴办实业、广育人才的主张。

　　关键词：　中国近代史　甲午战争　中国士大夫　维新变法

　　士大夫，包括官僚阶层和科举知识分子。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他们或跻身于统治集团，或正在科举的道路上跋涉。由于地位的特殊，他们在社会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的价值与观念可以支配、影响整个社会，社会的变迁与趋向很大程度上又通过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来折现。本文试图以士大夫的中国观这一视角，追寻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变化的认识根源。因为社会心理学认为：对自我的认识，是人的行为的出发点。中国观，实际也正是对自己国家的生存地位与价值的自我认识。而这，正是甲午战争后民族觉醒与社会变革的基点。

　　一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词汇。但在中国古代词汇中，“中国”只是一个方位概念，而不是有确切疆域的与统一政权相联系的区域概念与国体概念。长期以来，中华民族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创造自己的文化的，长期封闭的环境和相对繁荣的文化，使中国人逐渐形成了“中国独居天下之中，东西南北皆夷狄”的自我认识。

　　当一代代古代社会的中国人使用“中国”这一词汇的时候，实际也就承继了将中国视为天下中心的传统观念。无怪乎当16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向中国人展示世界地图的时候，一个卫道士就曾愤愤不平地说：“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而居于图之近北？其肆谈无忌若此！”[1]

　　中国古人对“中国”的这种认识，是与封建文化的封闭性相统一的。在不了解世界和没有其他参照物的情况下，中国人只能意识到自身单个的存在而不能真正认识到自身的地位与价值。只有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才能突破这种心态，只有把自己放到世界体系之内才能真正认识自己。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和中国人逐步了解西方的情况下，中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中国”逐渐成为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常用固定称呼。阅读鸦片战争前后的一些资料，都可以发现这一语言现象，即中国人从众多的对自己国家的称呼中逐渐选择了“中国”这一词。以郑观应为例，在19世纪70年代中出版的《救时揭要》中，对中国的称呼有：中国、华夏、中土、中朝等，其中以“中土”、“中国”自称的为最多； 而在80 年代及90年代出版的《易言》及《盛世危言》本中，则主要以“中国”自称。这种语言现象是在国与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实际上，就是在17 世纪以前， 外国人对中国也有“支那”、 “汉土”等多种称呼。 1689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正式使用“中国”一词，此后，各种不平等条约都采用了这种称法，这就从区域和国体意义上将“中国”一词逐渐固定下来。

　　当中国人逐渐从区域与国体概念上选择“中国”作为自己国家的称呼时，包含在“中国”之中的文化意义也发生了变化：

　　一是地理概念的变化，认识到中国并不是天下中心，而只是世界上诸多国家中的一个。姚莹在《复光律原书》中提出：“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皆在西洋之极，去中国五万里，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较然矣。”[2] 魏源也半是感慨半是愤然地说：“徒知侈张中华，未睹瀛环之大？”[3]

　　二是认识到中国是世界主权国家之一。郑观应尖锐地抨击“天下”观说：“其名曰有天下，实未尽天覆地载者全有之，夫固天下之一国耳。”当中国被拉入世界大家庭之时，面临的却是一种不平等地位。对此，郑观应从文化上作了反省：“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通商以来，各国恃其强富，声势相联，外托修和，内存觊觎，故未列中国于公法，以示外之之意。而中国亦不屑自处为万国之一列入公法，以示定于一尊，正所谓孤立无援，独受其害，不可不幡然变计者。”近代中国遭受侵略，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郑观应还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从文化上寻找原因，指出中国遭受侵略的内在根源，则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他建议，中国应走出自我封闭的境地，“如中国能自视为万国之一，则彼公法中必不能独缺中国，而我中国之法，亦可行于万国”[5]。

　　三是认识到中国并不处处比外国强。第一个能以比较清醒的目光指出这点的是魏源。他在《海国图志》中就提出：“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平常”，而“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所以要“师夷长技以制夷”[5]。 他还指出：“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所以又以极大地热情介绍了西方的政治与制度。如果说魏源的认识还只是一种直观了解的话，那么，冯桂芬的体会则要深刻得多：“向时中国积习长技，俱无所施，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6]连续4个“不如”中，蕴含着对中国的深深忧虑。

　　四是进一步意识到中国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局”之中。“变局”观发端于鸦片战争后，到1860年后，已成为士大夫对中国面临局势的一个基本看法。所谓“变局”，包含着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指中国正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李鸿章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7]二是指中国所面临的西方已不是落后的“蛮夷”， 而是经济、军事上比中国强得多的列强。一位清廷官僚称：“西洋各国，以船炮利器，称雄海上，已三十余年。近更争奇斗巧，层出不穷，为千古未有之局。”[8]“变局”观突破传统的封闭的自我认识， 开始从西方与中国关联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

　　鸦片战争后，在国门打开，中外交往事实上已经开始的条件下，士大夫对中国的认识步出了只承认自身单个存在的狭小天地，开始有了新的视角——社会比较。不过，由于传统中国观的束缚，由于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还不全面，由于整个士大夫的生存地位还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致命冲击，所以这一时期士大夫的认识特点是站在中国看世界，从他人身上意识到自己的差异。故而这些认识多是从感觉出发的和表面的。一方面，从变局出发，他们产生了要向西方学习的心理驱动力；另一方面，由于无法对自身特点进行深刻的理性反省，他们又无法进一步作出价值的比较和选择。“中体两用”这一改革模式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自我认识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