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白话文为例,试图在勾画出白话文发展轨迹的同时,反映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特殊文化心态。

　　一

　　文言文产生在还没有简便的记录手段和书写材料的时代,而现存的大量商周文献都已是较规范的文言文。后来,发明了毛笔、造纸术、印刷术,但是文言文已被惯常使用,且被文人士子视为高雅的语言;而白话文作为人们日常口头语言的书面文学形式,它能准确、通俗地反映时代生活,在普通百姓中广泛使用。两种书面语言分别在社会上层和普通百性中找到了生态空间,并行不悖。在历史长河中,官僚贵族发展时期则文言文辉煌,商业繁荣、城镇兴起则白话文活跃。而总体说来,文言文始终居于绝对优势,白话文从来没想去争夺支配权。但又不可否认二者的矛盾一直存在着,晚明袁宏道《论文上》更明确指出“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令人所诧为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反对崇尚古代文言文。这种矛盾到了19世纪后半期变得更加尖锐,并掀起了一场语言运动。

　　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华步步深入,古老的农业社会组织和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文言文的语言环境逐渐丧失。曾经风靡一时的桐城派古文,此时趋于末流,备受冷遇。随着大清帝国再不像往日那样平静,社会在变化,语言文学随着时代也要求变化。近代城镇在沿海通商口岸、在内地交通要道不断涌现,产业工人队伍不断壮大,他们需要更广泛的语言圈、更丰富的语言词汇、更活泼生动的语言表达方式。文言文在形势压迫下,有意识地进行着调整,改变孤芳自赏的语言心理,努力向通俗明畅靠近。即使是姚门四弟子中最拘谨的方东树也提倡文章要“使之易喻”,桐城派的嫡传弟子吴汝纶从普及教育的角度着眼,对文言文的艰深晦涩也有微词。桐城古文派不可能彻底抛弃自己的文言文,更不可能对今后的语言建设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太平天国的领袖力矫浮文巧言,力求奏章文谕朴实明晓,却完全否定古典之言,割裂传统,限制了语言的继承性和丰富性;王韬、薛福成等洋务派人物对文体改革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始终没有跳出传统的“道统”和“文统”怪圈。所以,废文言兴白话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世界眼光的新派人物肩上。到了19世纪90年代,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历史审判和现实考验,西方文化经过政治检验和思想过滤,那些既有深厚国家根底又有丰富西方知识的思想家,对两种文化有了较为客观冷静的态度,并开始运用它来改造中国社会。被誉为诗界革命先驱的黄遵宪,同时也是白话文运动的主将,他在任驻日参赞时撰述《日本国志》一书,其《学术志二·文学》中有许多关于文字、语言和文学的精辟见解,率先提出语、文合一的主张。他有一首杂感诗云:“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他的眼界已不局限在周秦汉唐、官书会典,他分析了拉丁文演变成英文、法文的历史,考察了基督教《旧约》、《新约》通过翻译而传播世界各地的过程,注意到了中国文学不断增益、文体屡有变更、实用文书趋于明白通达以及小说中口语方言大量出现的事实。他的认识论已跳出生克循环的传统模式,注入了运动观、发展观的近化论成份,不再抱残守缺地追慕古人的语言蓝本,重新架构起新时代的语言宏图。他的价值观已淡漠了等级贵贱,输入了平等、自由、个性的因子,认为语言是全民拥有的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人人都能用最适合表达自己思想情趣的词语构筑语言,打破文言和白话的分野,打破贵族语言与百姓语言的区别,打破过去语言与现今语言的界限,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书籍,政府诰敕和方言俗语全都可以汇入笔底。所有这一切,为白话文运动创造了新气象。

　　1898年,裘廷梁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正式高举“崇白话、废文言”的旗帜,将白话与文言的利弊条分缕析,详细列举了推行白话的八大益处。如果说黄遵宪看到了文言文与白话之间的相融性,建议合并以往平等的两条语言轨道,那么,裘廷梁更多地看到了二者的排斥性,主张用白话文来取代文言文。裘廷梁的这篇文章突出反映了他受传统文化熏染之深,受西方文化刺激之烈,他一方面对清廷“君”、“相”、孔孟“圣教”大加维护,对封建王朝保持着脉脉深情,另一方面对封建统治者利用文言文垄断文化、愚昧人民深切痛恨,严正指出“因音生话,因话生文学;文字者,天下人公用之留声器也。”他号召去除守旧的虚骄习惯,讲求实用的科学,博通世界知识,发展农工商业。他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除了列举众多中国古代历史材料外,还引征大量外国事实作依据,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与其说推行白话文是世界公例,毋宁说中国白话文运动是国门打开之后,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兴起的。这种影响既有学术观念的变革,又包括民族危机而引起文化人的救亡图存责任感。白话文运动因此就不单纯是语言文字本身的发展变化,它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紧密相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