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钱玄同是近代简体字运动最重要的倡导者，但这一观念的缘起应置于清末以来汉字拼音化改革的时代思潮中加以考察。作为拼音化之外的汉字改革的过渡，近代简体字运动的兴起，是改革者在面对拼音文字难以推行于世的社会现实面前，所做出的一种变通之举。至1935年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在知识界的支持与运动下颁布简体字表，承认其在书写体上的合法地位，并试图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简体字。但另一方面，时人因立场和认知的歧异，对于简体字在文化和教育上的功用聚讼不一，难下定论。汉字改革是泥于古，还是合于今?推行简体字是便于民，还是害于国?在那个多种思想竞逐的时代，简体字运动及其争论凸现出近世中国语文改革中错综复杂的学人心态和社会世相。

　　关键词：简体字;南京国民政府;知识界

　　作者简介：崔明海，历史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

　　“汉字不废，大祸不止”。汉字因近代中国的国势衰微而被“问题化”，具有特定的历史语境。从清末以至20世纪中期的近代语文改革，影响甚远，以致形塑着时今的社会现实。对于这一改革，后世学者已做出不少研究和反思。如王尔敏认为近代国语运动是当时众多文字改革家们寻求知识普及化以及富国强民的现代化改革方案，但这一举动亦反映出近代知识分子在国家沦亡之际民族自信心的丧失。而王东杰则将清季切音字运动置于中西学战的背景下，从思想史角度详细考察了切音字创制者在近世进化论思想的主导下，将民智的低下归之于汉字的繁难，并与国家生死存亡相关联，这无疑增强了汉字改革的合法性话语;在文字观上，则将汉字的功用降低到工具化和符号性的地位，以为汉字是表意文字，并不随声而变，阻碍了言文一致，而切音字的创制正可以走向拼音化，实现言文一致，利于教育普及化。这一工具性的文字观实是声音中心主义的极端表现，也是近代文字改革的重要理论资源。正如多数学者所指出的，改革派精英在中西强弱的对比视角中，将近代中国文字改革与民族国家话语相勾连，对于汉字改革，大多主张采取欧化的形式(拼音化)，以达到再造新国民的价值诉求。不管是国语罗马字，抑或是方言拉丁化，其主流即是主张以拼音化文字取代汉字。

　　但身处汉字欲废而不能废的境地，近代文字改革尚有简化汉字本身一途。这一改造之法，在改革派66 精英看来，虽为中庸之道，但更易于通行。中国自有文字以来，有些汉字即可见繁体和简体之不同写法，但作为一场运动，即由学者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和倡用，直至政府推行(尽管没有真正实施)，却是起于近代。近代简体字运动大多在一些文字学著作中被简略提及，其目的即是为简体字寻求历史合理性和改进措施，大陆史学界对这一运动的研究尚少见。但不少学者专注于简体字本身的研究，且将这一运动抽离出当时的社会语境，对诸多问题尚语焉不详。这一时期汉字简化的观念缘何而起?作为一场运动它又是如何发展，蔚然成势，以致引起社会和政府的密切关注的?时人又是如何看待汉字简繁两体，对其文化和教育功能又有何不同的认知?简体字颁行前后的社会反应如何?对这些问题都需要作进一步探讨。本文试图将这场运动放回到历史场景之中，对其具体运作过程及其所引发的时人论争作一探究，借此以观近世中国语文改革中错综复杂的学人心态和社会世相。

　　一、减省笔画与反传统：汉字拼音化之外的过渡策略

　　随着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诸多改革者认为民智未开是国家羸弱的主因，而民众教育的低下，则是由于知识的传播载体———汉字———的繁难，不如拼音文字易学易识，为此，应仿照西文拉丁字母或东文(假名)，创制切音新字或拼音简字，以教底层民众。激进者甚或认为中文是中国输入“文明”的障碍，主张用万国新语(世界语)替代汉语汉字，汉字改革思潮颇成大势。

　　但中文不仅是社会交流的媒介和符号，更是民族文化的表征。作为晚清“国粹派”的代表，章太炎对汉字拼音化和用万国新语来替代汉语的言论反对甚力。在章氏看来，语言文字是构成民族和“国粹”的要素，废除本体性的中文，人何以为人，国何以为国(章太炎视野中的“国”显然不是满族清廷统治的国家)?他认为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优劣互见，而识字教育能否普及，“在强迫教育之有无，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如果民众知晓文字的重要性，“谁不督促子弟以就学者，重以强迫教育，何患汉字之难知乎?”但章氏亦提出“辅汉文之深密，使易能易知者，则有术矣”。这个“术”即是指汉字教学方法的改进：识义方面，“若欲易于察识，则当略知小篆，稍见本原。初识字时，宜教以五百四十部首”。记音方面，非废本字，只是改进传统切音之法，“尝定纽文三十六，韵文为二十二，皆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如是“上纽下韵，相切成音”。民初注音符号的制定即取意于此。而在形方面，“欲使速于疏写，则人人当兼知章草”。“当依《急就》正书，字各分区，无使联绵难断，而任情损益，补短裁长，一切遮禁，字形有定，则无由展转纷岐，此非独便于今隶，视欧文亦愈径省”。章太炎在此文中指出，为求汉字便于书写，应学习章草写法。但此点与后人所提倡的简俗字、减省繁体汉字笔画的想法还有所不同。章太炎曾在致钱玄同的信中说到他对于《康熙字典》所定之字的一些看法：“《康熙字典》值明世小学崩离之后，一二儒臣懵不知学，遂妄以俗体字头相次，若果上法《玉篇》，阅者亦非难识。且如人之作亻，水之作氵，形体已殊，犹共知为一字，岂于其他部首遂辨别不清乎?”全文虽论及音韵和小学，但“反清”意蕴深寓其中。章氏认为随意减省笔画，反而使汉字部首形体更加紊乱，不易辨识，而他所主张的改进之法是在部首结构的“法古”，结合其提倡为便于书写而学习章草之意来看，学习汉字亦可概括为“识繁写简”。

　　1909年，深得张元济和高梦旦赏识的陆费逵(时为《教育杂志》主编)在《教育杂志》上撰文提倡普通教育采用俗体字。他认为切音简字与旧有文字(汉字)相去太远，恐一时不能通行，在这种情况下，最便利而又最易通行的办法，即是采用俗字体。此种字体笔画简单，如“體作体，鐙作灯，歸作归”，贩夫走 卒，且借此识读小说歌本，易学易记，与正体字不可同日而语。“若采用于普通教育，事顺而易行”，既可“省学者之脑力，添识字之人数，即写字刻字亦较便也”。准确地说，陆费逵此文应是真正意义上提倡简俗字。但陆氏认为采用俗字非改良文字之正法，只是在简字(切音字)难于通行、字母文字难以创制的情形下，为略减一些正体字的繁重，“不得已”才有此提议。陆费逵此法提出后，即有读者来信质问，其同社诸君亦表示反对。此后，相关言论很少见诸报端。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均遭到新文化派不同程度的批判，作为其载体的汉字概不例外。陈独秀、钱玄同、傅斯年等人大多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但钱氏同时亦提议减省汉字笔画，“我现在是极端赞成的(中国废去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引者注)。但是我以为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间就能够制造成功的，更不是存心浮气的、乱七八糟把拼音一拼，就可以算完事的”。所以“这几年之内，只是拼音文字底制造时代，不是拼音文字底施行时代”。面对社会现实，钱玄同认为在拼音文字还未施行的时代，对于汉字本身的改革是必要的。“我是很高兴做这件事的。现在打定注意，从1920年1月起，来做一部书，选取普通常用的字约三千左右，凡笔画复杂的，都定他一个较简单的写法”，而十画以内的字，“如其没有更简单的写法，也可以不必改”。钱氏主张简体字应该采择固有的字，应少使用新造的字。因为行用固有的简体字，可免去社会争执。他提出的具体方案包括采用古字、俗字、草书、古书上的同音假借字、流俗的同音假借字、新拟的同音假借字、新拟的减省笔画字。至于简体字的推行，钱氏认为国民学校的学生从进学校起就应认识简体字，而无须再学习正体字。学过正体字的学生，应把“习字”课的时间用于改认和改习新字。

　　1923年，主编钱玄同、黎锦熙邀来蔡元培、胡适、周作人、沈兼士等人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特刊《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上作文鼓吹汉字改革。他们提出了两种汉字改革途径：一种是创制国语罗马字，推行拼音文字;另一种是减省汉字笔画，提倡简俗字。赞同简体字一派稍嫌温和，大多认为罗马字拼音的实现有待时日，而在过渡时期，在保持汉字的原形之下，减省笔画是一项治标之法。胡适就说道：“这些破体的`新字'不是小百姓印曲本滩簧的专有品，乃是全国人的公共利器。……这虽不是彻底改革，但确然是很需要而应该有的一桩过渡的改革。”而周作人则认为，虽然简化汉字对他们这些老辈是无用的，但应该为后来者考虑，“我们总算能够写无论几画的古雅的字了，但是这一点无聊的本领却是牺牲了不少的精力与时间———生命———所换来的;我们回顾自己现在学识的薄弱，便不能不怨恨这过去的无益的耗费。”钱玄同此时就汉字简化问题正式向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大会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从汉字形体变迁史的角度阐释汉字笔画减省的理由。他认为现行的楷书、行草、草书等等，即是隶书的变相，实际上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麻烦符号，减省之后，造字的本意已不可复见。而从龟甲、钟鼎、说文以来，时时都能发现笔画多的字，都有人将它们的笔画减省。殷周的古篆减为秦篆，秦篆减为汉隶，汉隶减为汉草，汉草减为晋唐之草，汉隶的体式变为楷书，楷书减为行书，宋元以来，又减省楷书，参取行草，变成一种简体，这都是最显著的减省笔画。这一汉字形体由繁至简的变迁史，遂成为众多支持简体字者所援引的学理，并被比附为社会进化的必然趋势。

　　钱秉雄后来回忆说，“不要汉字”在新文化时期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其父于是又提出简化汉字。这当然符合那时的实情，不过，钱氏的减省汉字笔画的想法，其来有自，新文化运动只不过为他向时人公开此议提供了较为适宜的社会氛围。1930年，钱玄同回忆他在日本师从章太炎治声音训诂之学时，在读过《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后，深以为然：“我读了余杭先生这段文章，认定他这个主张是最切于实用的，是写汉字唯一的简便方法。从那时起，就时时留意章草法帖，颇想搜罗许多材料，写定其字体。”但由于外在政治环境和内在思想经验的变化，正如周作人所言，从清末至新文化运动时期，钱玄同经历了一个从极端复古到反传统的过程。在清末文字复古经验方面，“玄同于文字复古的问题上面(凡字必求本字，曾用小篆作文———引者注)，留下了三种痕迹，证明他的归根失败”。但种种失败的复古经验却蕴藏着钱氏后来的“疑古”即是反复古的根源，“从极右的写小篆起手，经过种种实验，终于归结到利用今隶，俗字简体”。钱氏简单化汉字书写体的想法虽受其师启发，但到了新文化时期，他的反传统思想已至偏激，废除汉字尚不足惜，以简体代繁体，虽让步不少，但其对传统的认知和提倡简体字的意图已与清季章氏之意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