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是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楚辞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实践，具有宏阔的视野与充满实在内容的历史分析。郭沫若对于屈原否定论的批驳，对于王国维南北学派差异的新的阐述，对于屈原思想的分析与心理的描述，都具有总结性。而对于屈原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他的文学成就的意义，又都作了超越前人的深化的论述。虽然从“五四”文学革命的角度来体认屈原，有一定的主观化、简单化的缺点，有一些论述根据也不足，同时屈原的形象又再一次被一种新的意识与现实需要所重新塑造，但较之以前的楚辞学研究，仍然让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新鲜气息。

　　关键词:郭沫若;屈原;楚辞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420(2014)03-0100-05

　　一

　　针对闻一多在《楚辞校补·引言》里所说研究《楚辞》的三项困难以及三项课题，郭沫若曾说：“凡是古书，把这三种困难都是具备着的，事实上并不限于《楚辞》，因而他所规定的三项课题，其实也就是研究古代文献上的共同的课题。尤其是第一种，那是属于文化史的范围，应该是最高的阶段。”[1]330于是他就来从事这比之校正文字、诠释词意更高的，亦即最高阶段的研究：说明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由此产生了《屈原研究》这本书。郭沫若确也有条件来做这件事，他在日本期间曾对卜辞与金文作过研究，对那一段历史，他掌握许多宝贵的实证资料，并且对当时的社会形态及其变化形成一些宏观的见解。

　　《屈原研究》是在《屈原考》《屈原的艺术与思想》等文章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及大幅度的增补而成。笔者所据版本是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4月版，版权页上还标明“1941年7月群益出版社重庆第一版”的字样，很多学者引此书往往标上1941年7月，盖源于此。然而本书最后一篇《<离骚>今译》后所署日期为“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六日”。此外，《屈原考》是郭沫若1941年12月21日在中华职业学校的讲演，《屈原考》的下篇即《屈原的艺术与思想》，亦为同一次讲演内容。两文都收人1942年4月重庆文学书店版《蒲剑集》。此书《序》称此两文及杂文《蒲剑·龙船·鲤帜》，“都经过我自己的校改，可以作为定稿”[2]129。《序》末所署时间为1942年4月12日。《屈原研究》一书由群益出版社在1946年7月正式出版。因此，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上所标“1941年7月群益出版社重庆第一版”字样，其中“1”当为“6”字之误。

　　然又有学者认为《屈原研究》一书是郭沫若1942年完成的，此论亦未加考究。《蒲剑集》1942年4月方出，如果郭沫若此时已在大幅度地增补1941年12月所作演讲之文，当不会在1942年《序》中说出“都经过我自己的校改，可以作为定稿”的话来。我们能够确定的是，《<离骚>今译》完成时间与《蒲剑集》的出版时间大略相近，不能说《屈原研究》完成于1942年。《屈原研究》正文三题，第一题《屈原身世及其作品》曾单独出版过，《屈原的时代》曾收入《沫若近著》中，然而，三题内容关联紧密，应是前后相续而写成。细加阅读，还可以看出，虽然主要观点上，此书与《蒲剑集》所收二文相同，但一些提法及口吻却有了细微的变化。考虑到郭沫若不可能在自己刚说出“都经过我自己的校改，可以作为定稿”的话来，就立即对自己的文章产生了不满，因此，《屈原研究》一书中的三题当在1943至1945年间写成。

　　二

　　郭沫若的《屈原研究》一书主要观点有四：一是对屈原否定论的批驳，二是对于屈原作品的认定，三是对于屈原所处时代及其个人心理的分析，四是对于屈原所成功完成的文学革命的论述。

　　先述其一，此书对于屈原否定论的驳斥，态度十分坚决。郭沫若对于胡适所举《屈原列传》的可疑之处，逐条予以驳斥，并说：“胡适对于《屈原传》所发出的疑问均不能成立，更推到廖季平所怀的疑问大约也不过如此。”[3]7在证实屈原存在的根据上，除了《屈原考》中已经说过的贾谊及刘安两条外，又补充了一条：“还有《楚辞》里的《卜居》、《渔父》两篇虽由近人研究判定了都不是屈原的作品，但那一定是屈原的后辈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所作。两篇都寄托于屈原，那也刚好证明屈原是确有其人。”[3]9由此，郭沫若下结论说：“有了贾谊和刘安以及做《卜居》、《渔父》的作者楚人在前，《屈原传》在细节上纵使有疏失和为后人所窜改的地方，而在大体上是不能推倒的。更何况屈原的存在与否和《屈原传》的可靠与否也没有必然的关系。”[3]9

　　这同他在《屈原考》所说：“《史记》流传到现在，已二千多年，几经辗转抄印，当然免不了有些窜改或错误，前人早有指出。我们不能因为这点错误，就说这篇传不可靠；更不能因为这篇传不可靠，便根本否定屈原的存在”[4]101，意思是相同的，但一用“当然”，一用“纵使”，口气的不同是明显的。还有一个更为明显的变化是，郭沫若在此书没有再说《屈原考》中关于屈原否定论的出现是“十多年来新文化运动的结果”[4]100那一段具有宽容精神的话。

　　次述其二，对于屈原的作品认定。郭沫若说“《离骚》是屈原作的，断无可疑。”[3]11他取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所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并说“屈原的被放逐是在襄王时代”[3]18。在《楚辞新解》中，廖平曾说，《离骚》篇名不可解。郭沫若并不清楚这一情况，因此他并非是针对廖平之所说，表扬了游国恩训“离骚”为“牢骚”的意见，称为“讲得最好”[3]19。

　　《九歌》十一章，当作于屈原“早年得志的时分”，“《九歌》的艺术异常的美妙，由内容看来，爱用美人香草，爱写超现实的境界，在遣词用意上和《离骚》等篇均有一脉相承的痕迹，那其间的历程，是毫没有理由要嵌上一两百年进去的。”[3] 23这是针对胡适将《九歌》列为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学，而与屈原绝无关系的意见而发，他说陆侃如、游国恩“继承而扩充着”[3] 22胡适的意见。郭沫若的一项理由是楚昭王不祀河，《九歌》中有《河伯》篇，因此“可以推定是应该作于楚惠王十年灭陈（是年孔子卒）以后”，“故《河伯》断然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同时和它格律相同的其他的十篇也必然是战国时代的作品”[3]22。

　　对胡适攻击《天问》的话，郭沫若显然恼火，称这是“活天冤枉”。他说：“其实，《天问》这篇要算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全篇以一‘曰’字领头，通体用问语，一口气提出了一百七十二个问题。以那种主要以四字为句、四句为节的极板滞的格调，而问得参差历落，奇矫活突，毫无板滞的神气，简直可以惊为神工。而那所提出的问题，从天地开辟以来一直问到他自己，把他对于宗教信仰上的、神话传说上的、历史记载上的、人生道德上的各种各样的怀疑都痛痛快快地表示了一个淋漓尽致。那种怀疑的精神，文学的手腕，简直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怎么能说成‘文理不通，见解卑陋’来呢？更单就它替我们保存下来的真实的史料而言，也是抵得过五百篇《尚书》。”[3]24这一段赞扬也真是说得淋漓尽致！

　　对于《九章》，他认为朱熹所说“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说得最为恰当”[3]27。郭沫若说：“《橘颂》作得最古”，“遵守着四字句的古调”[3] 27。“《悲回风》最为悲愤，是他初遭放逐时感情最激烈的时候做的。《惜诵》、《抽思》和《思美人》要来缓和一些，是悲愤稍稍平淡了，由追忆的情环所荡漾出来的东西。据《抽思》的‘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可以推定屈原谪地是在楚国的北境。《思美人》和《抽思》的情怀是相连的，大约是一个时期的作品。”[3]28-29 “《哀郢》以下的诸篇当作于到了江南以后。”[3]29“《哀郢》的‘东迁’是在‘仲春’。”[3]30《涉江》说到秋冬的寒风还有绪余，“时令相接”。“南行的时刻是在孟夏”，“《怀沙》当据蒋骥说是怀长沙的意思。”“屈原南行至长沙，由长沙再返回向汨罗，故有‘进路次北’之语。”“到了《惜往日》便言‘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又言‘不学辞而赴渊’，那自然是绝笔了。据传说屈原死于五月五日，时令也还是完全相连。”[3]30以上分析，是结合经历定八篇之先后，同时也对屈原流放中的心情作了描述。

　　最后，郭沫若将屈原作品的创作时间总起来划分为三个时期“《橘颂》、《九歌》最早，绝对的年代不能断定，大抵作于楚怀王时，是四十岁以前的东西。《招魂》作于楚怀王死时，是襄王三年，屈原四十六岁时做的。第二期的全部作品作于五十岁以后至六十二岁，长久被放逐在汉北的十一二年中。第三期的全部是作于六十二岁时二、三、四、五的几个月之间，是诗人精神最后一次强烈的燃烧。”[3]38郭沫若是以《九章》中《哀郢》以前包括《天问》为第二期的作品，以《九章》中《哀郢》及其以下作品，包括《离骚》为第三时期的作品。将《离骚》放到屈原生命最后的四个月中，显然与《离骚》中的内容有相当不合之处。

　　郭沫若对屈原作品的认定中有两个新的见解值得一提：一是“乱曰”即“辞曰”，“这便是《楚辞》的‘辞’的命名之所由来”；二是他引孔广森释“兮”为“阿”以及孔广森所说“和兮字协韵的‘也’字古音是读如‘呀’的”，而称《楚辞》“就是当时的白话”[3]35。

　　三

　　在《屈原的艺术与思想》一文，郭沫若对于南北文学之分的说法，表示轻蔑：“以《楚辞》为中国南方文学代表，《雅》《颂》为北方文学代表。这样区分我们并不反对，不过这样看法，还仅是皮相，并没有认识到屈原真正的伟大处。”[5]122他驳斥说:“《雅》和《颂》并不限于黄河流域的北方，《雅》《颂》是贵族文学。长江流域的南方，其贵族文学，同北方文学一样是四个字一句。拿屈原的作品，就可以获得证明。《招魂》、《天问》、《橘颂》几篇，与四个字一句的调子是很相近的。”[5]124他要求从“中国文学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了个很大的变革”[5]123的角度去想问题：“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很伟大的文学革命，与近代‘五四’运动一个样子的文学革命。”[5]122

　　可是，在《屈原研究》中，郭沫若的说法有了些变化：“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南方的思想和北方的思想是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的区别的。儒家特别代表了北方式的现实主义，道家则代表着南方式的超现实的理想主义。道家中的主要人物庄子是宋人，《道德经》成于环渊之手，是楚人，都是南方的人物。”“当时确有南北学派之分”[6]98，“屈原的思想很明显地是带有儒家的风貌”[6]89，“他所称道的唐尧虞舜禹汤文武，不正和儒家的古史观是整个一个系统吗？称赞伯夷伊尹，称赞皋陶彭成，不也和孔孟一个脚步吗？[6]95读了以上这些话，难以不让人认为郭沫若是接受了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所说的话。他不再以时代变革来否定南北学派之分了。郭沫若又说：“屈原出使过齐国，他和北方的儒者也应该有过直接的接触。”[6]99

　　然而，郭沫若与王国维在表面上似乎相似，但究其实质却相去甚远，这种区别约有四端：第一，王国维的北南学派之分是以帝王贵族与平民的对立、国家与个人的对立、入世与出世的对立为基础的。而郭沫若则说：“奴隶解放运动和其意识上的新锐的革命思潮是已经荡到了南方。屈原在思想上便是受了儒家的影响。”[7]68也就是说，他们在南北学派的内涵的认知上并不一样。王国维的北方学派是帝王、贵族、国家的学派，而郭沫若的北方学派则是奴隶解放运动及其意识上的新锐的革命思潮，两者正好相反。第二，同第一点相联系的是，郭沫若是以时代变化来说明南北学派之分的。第三，对于王国维所说南方学派想象力丰富这一点，郭沫若压根儿就不提。至于“屈原所表现的天堂地狱和神鬼等，在北方的诗歌中却几乎没有”，是因为“北方的生活习惯当时已经和南方的大有距离”[6]102。这是一种社会发展观的、反映论的解释。第四，用反映论难以说明南北文学在气韵上的区别，而南北文学气质不同也是郭沫若自己在《屈原考》中说过的话，因此郭沫若寻求新的解释：周代殷后，殷人的一部分与宋徐楚诸国向东南移动，又把东南夷的旧居开拓出来了。“殷人是富于超现实性的民族，他们最迷信鬼神。”[3]52“殷人是爱好艺术的氏族。”“殷人最崇信鬼神，故其文化色彩充分地带着超现实的气韵。周人则是比较现实的氏族。”“南方的生活习惯较为原始，然亦较富于艺术味。这便是南方的思想与诗和北方的思想与诗，在风格和内容上何以颇为悬异的缘故了。”[6]103这是用部族迁徙来解释南北差异。但郭沫若就是不说到对于《屈子文学之精神》具有核心意义的两个概念：情感与想象力。

　　郭沫若与王国维在论述上的似是而异，反映了传统话语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其实，郭沫若自己的结论也在不断地变化之中。郭沫若在《屈原考》中开头与结尾都称屈原为伟大的民族诗人，但这个徽号在《屈原研究》一书不见了。这一点论者们似都没有注意。有时提，有时不提，似乎无足深究，其实，其中蕴含着深意。这是为了将屈原重新塑造为一个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杰出人物。我们且听郭沫若是如何说的：“古人曾说‘楚材晋用’，事实上最早的是晋材秦用，秦国兴国的一些政治家差不多都是晋人，如像商鞍、张仪、范睢、吕不韦等都是。这正表明当时的一般具有见识的人所怀抱的大一统思想的实践。周秦诸子同是主张大一统的。”[6]91但有儒家式的大一统与法家式的大一统二种，“屈原也是主张大一统的人，他所怀抱的是儒家思想的大一统”[6]92，“他主张德政，主张选贤举能，主张大一统，他根本没有拘泥于楚国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传统，那是更不能说他在迷恋‘旧时代的魂’。”[6]95

　　郭沫若还将屈原不肯离开楚国也说成为了让楚国完成大一统。他认为，到战国末年，中国已经到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地步，就等一个国家来收获政治上的大一统了，当时最有条件便是楚与秦。“屈原怀抱着德政思想，想以德政来让楚国统一中国，而反对秦国的力征经营。故他的眷爱楚国并不是纯全因为是父母之邦，更不是因为自己也是楚国的公族在那儿迷恋‘旧时代的魂’。我们要知道，他称道的‘前王’或‘前圣’并不是楚国的先公先王，除掉《离骚》第一句的‘帝高阳之苗裔’而外，他丝毫也没有把楚国的过去的史实来低回过，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6] 92

　　既然屈原是一个怀抱大一统理想的人，而且当他在世时，中国还没有实现大一统，那么，说他是伟大的民族诗人，就只能是楚国的民族诗人了，那不将他“拘泥于楚国一个小圈子里面”了吗？由此，郭沫若必须放弃他1942年封给他的最伟大的民族诗人的徽号。还有一个原因是，此书出版于1946年，抗战已经胜利，形势要求的是国内的和平统一。于是屈原的形象也就跟着时代的需要而又一次变化了。说屈原重视民生，那是对的，《离骚》中有证据：“哀民生之多艰”。以此说他“是位民本思想者”[6]91，证据就已不足，再由此说“像班固那种人竟非难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君上，强非其人，不知道明哲保身，这更是十足地透露了班固自己的可怜性，所谓‘蜉蝣撼大树，多见不自量’了”[6]91，这些话就明显说过了头。最为遗憾的是，郭沫若并未举出实际的材料来证明屈原怀有大一统的理想。

　　但郭沫若就以“大一统”的理想为出发点，来描述屈原悲愤的心理：“他是想以德政来实现中国的大一统，然而好端端一个楚国却被父子两代的‘壅君’和群小们弄得一塌糊涂，看着那以力征经营的秦国便要以刑政来统一天下，这不是比一个楚国亡了，更要令人失望了吗？临到了这样的一个最大失望，理想家的屈原，你叫他会怎样?我看除死而外，他实在是没有第二条路好走。”[6]105梁启超说屈原脑中有两种矛盾的元素：极高寒的理想，极热烈的感情；在郭沫若这段描述中，理想具体为大一统，感情是为天下形势而忧伤。

　　郭沫若还进而说，屈原“悲伤忧郁，长久不能去怀，精神和身体都不能不受损害，他似乎是有失眠症的人”[6]105，根据是《悲回风》中的“终长夜之漫漫兮，掩此哀而不去”，《惜诵》中的“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失统”，以及《抽思》中的一些句子。照此种分析的话，《离骚》中的那些想象，简直可以作为狂想症的证据了！能这样分析吗？但郭沫若又说，屈原有神经痛或是肋膜炎，有心悸亢进，精神上多少有些异状常见微候，不过，“这责任是应该由楚国当时的一批群小来负”[6]106。而“天才与狂气，照现代精神分析家说来，实在是比邻，屈原先生多少有些精神上的偏差，怕也正是使他成功为了伟大天才的因素之一罢”[6]106。郭沫若是学医的，他容易从这方面想问题，然而，他的这些分析与猜测，开启了新时期中对于屈原生理病态的研究，流弊而下，造成一些臆说的产生。

　　四

　　说屈原怀抱大一统理想，是根据社会发展史理论及现实形势的需要而产生的对于屈原形象的新塑造，而论述屈原完成了伟大的文学革命，则是郭沫若从自身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领袖人物之一的实践出发产生的体认。郭沫若说：“诗歌一到了《楚辞》，便是有意识地成就了一番伟大的革命。”“后来的诗句变化几乎为屈原一人所尝试尽了。”“他是利用了歌谣的自然韵律来把台阁体的四言格调打破了。屈原，可以毫不夸张给他一个尊号，是最伟大的一位革命的白话诗人！”[3]51“那时候的文体的变革和近代的文学革命，由文言文改为自话文的，实在是毫无二致。”[7]68郭沫若还说，屈原“彻底地采用了方言来推翻了雅颂诗体的贵族性”[7] 68。这些话语完全是“五四”文学革命的话语。

　　在《屈原研究》中，郭沫若充分地阐述了当时社会经济、阶级及思想的大变动，论述了“殷周时代确实是奴隶社会”的观点，他相信只要再充分搜集材料，不出几年，那些持其他说法的人，是会同意他的观点的，“只要是真正地抱着历史唯物主义，而没有成见的人”[6] 77。郭沫若对于屈原的文学革命正是以他所阐述的上述变动为背景的。

　　并且他还从整体上对文体的变革作出了阐述：“我们请把卜辞金文训诰雅颂拿来和周秦诸子的文章诗歌比较一下，便可以立地知道这其间的悬隔。散文有焉乎者也的语助辞出现了，这是在前所没有的。诗则有国风的民间歌谣的搜集与雅颂也大有不同，一句话归总，便是文章逐渐语体化，在这时的确是有一个文学上的大革命。”[6]89

　　他赞颂屈原的文学革命“得到了压倒的胜利，气势和实质都完全画出了一个时期”，屈原“坚守着了自己的风格，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彻底地树立了一个体裁”，“而我们自己真可以惭愧得无地自容”[7]68。这是用屈原与自己来比较了。

　　正是从“五四”文学革命的角度来体认屈原，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郭沫若说屈原“思想是前进的，而方法则不免仍有多少限制”[6]104。思想的前进，是指的“他是一位南方的儒者”[6]104。那什么是限制呢？就是“在作为艺术家的情思和遣辞上，有意无意地不能将旧有的生活习惯完全摆脱”[6]104。其实，郭沫若指的就是，上文引及的，屈原作品中写到了天堂地狱和神鬼。不过，这就露出一个漏洞：情思和遣辞不与思想相关么？郭沫若要用“五四”自话诗革命来体认屈原，终究有说不通的地方。因为这样一种类比显然有着相当的主观性与简单化。

　　参考文献:

　　[1]郭沫若.论闻一多做学问的态度[M]//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郭沫若.蒲剑集后序[M]//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郭沫若.屈原身世及其作品[M]//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

　　[4]郭沫若.屈原考[M]//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5]郭沫若.屈原的艺术与思想[M]//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6]郭沫若.屈原的思想[M]//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

　　[7]郭沫若.屈原的时代[M]//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

　　作者简介: 王海远，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现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宗教。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日楚辞研究及比较”（2011SJB75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