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这段光荣历史的见证者。”在这里，他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予以明确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然而，自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以来，百年之间不乏指责之声，特别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至今仍指责的“反传统”，似乎成了一个洗不清的“罪名”。这样一来，如何看待“反传统”问题，就成为我们在进行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时必须回应的重大问题。

　　看待新文化运动，与看待一切历史现象一样，有一个历史观问题。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李大钊。他在接受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就明确地提出了两种历史观问题，指出“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对于当时正在开展的新文化运动，他力主以新史观而非旧史观加以看待，强调“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种新史观与旧史观的区分，正体现了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的不同。只有按照李大钊揭示的这一新史观，以历史主义看待新文化运动，才能深刻把握这一运动的动因与实质，也才能对这一运动的“反传统”问题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解释和说明。

　　以历史主义看待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问题，首先一点就是要把这一运动置于具体的时代环境和社会条件中进行考察，以发现这一运动“反传统”的真正动因与实际内涵。文化保守主义者指责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痛斥这一运动批评孔子、反对孔教、否定儒家纲常。但他们却故意遮蔽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就是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批评孔子、反对孔教、否定儒家纲常，其实并不是指向传统，而是针对现实。这个现实就是，辛亥革命后，康有为所发起的“立孔教为国教”运动，先后与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直接捆绑在一起，相互依持、彼此呼应，使孔子、孔教、儒家纲常成为这些野心家、复辟狂开中国历史倒车的旗帜和工具。正是这个严峻的现实，激起了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孔教、儒家纲常的批判。特别是袁世凯在1915年12月称帝后，《新青年》的批判态度更趋鲜明，随即在1916年2月刊出的第1卷第6号上发表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与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二文。其中，陈文尖锐揭露了儒家纲常与共和制度的深刻矛盾，认为：“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而易文则反对神化孔子及其思想，认为孔子及其思想在后世“被彼野心家所利用，甘作滑稽之傀儡”，“汉高帝、武帝、魏文帝，皆傀儡孔子，所谓尊孔，滑稽之尊孔也。典礼愈隆，表扬愈烈，国家之风俗人心学问愈见退落”。只要认真读一读这些文字，看一看写作这些文字的时代环境和社会条件，就可以清楚看出其间锋芒所向，不是传统，而是现实。只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以非历史主义看待这种批判，抽去了这种批判原本鲜明的时代性，从而使陈独秀和新文化运动由反帝制、反复辟变成了“反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