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商业出版空前繁荣，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通俗文化的兴起。从商业出版的视角探讨通俗文化的兴起和传播，不仅可以揭示晚明思想文化变迁的重要驱动力，而且有助于深化对晚明社会转型问题的认识。

　　晚明商业出版的繁荣

　　明代图书的出版分为官刻、家刻与坊刻三种。其中坊刻是书坊主自行投资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出版活动。这里所说的商业出版就是指以书坊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赢利为目的的包括创作、编校、印刷、发行和购买在内的图书制作和传播活动。

　　在雕版印刷发明前，书籍的生产完全靠抄写，在这种情况下，图书根本不可能实现批量化生产，价格昂贵，一般只有官府以及士大夫阶层才能消费得起，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图书的流通和知识的传播，阅读因此成为精英阶层的专利。即使是在雕版印刷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主要是用来印刷历书、经文和符咒，很少用来印刷其他图书，图书的商品化程度还很低。宋元时期，活字印刷技术的推广大大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在建阳、杭州、成都等地，商业出版开始兴起，书坊刊刻了很多通俗读物，但这一时期，官刻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即使是书坊刻书，也仍然是以传统的经典著作为主，在整个图书市场中，通俗读物的比重还非常低。

　　晚明时期，尤其是隆庆、万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些商业比较繁荣的江南城镇，出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书坊。商业出版因此空前繁荣，图书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商品流通领域，极大改变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方式，由此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变迁和繁荣，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通俗文化的兴起和广泛传播。

　　晚明商业出版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从出版的主体看，在整个出版业中，坊刻超过了官刻，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二是除了传统的出版中心建阳、杭州等地外，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很多新兴的商业出版和图书流通中心，其中仅南京一地就有150余家书坊；三是刻印技术有了突破性发展，套印（出现了三色、四色甚至是五色套印技术）、饾版和拱花技术发明出来并被推广采用，字体、版式和装帧亦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宋体字开始成为主要的印刷字体；四是出书品种和结构发生了变化，通俗文史读物、日用类书、蒙学读物和以应对科举考试为导向的举业用书成为商业出版的主打品种；五是作者和编辑队伍发生了变化，一些文人特别是中下层文人将创作和编辑图书作为重要的谋生方式，职业或半职业的作者和编辑队伍开始形成；六是大部分书坊都有着很强的市场意识，这种意识贯穿于选题、组稿、编校及印制、广告和促销等整个出版流程。

　　商业出版与通俗文化之关系

　　商业出版的繁荣特别是图书产品结构的变化，既得益于城镇和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兴起，反过来又促进了市民阶层这一新兴受众群体的增长。与此同时，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图书受众中士大夫阶层也开始分化，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取向和阅读情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与市民阶层趋同。这些因素进一步促进了通俗文化的传播。原来主要依靠说书人传播的白话小说，向来被归于难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化”，但在晚明时期，借由商业出版，白话小说开始成为市民阶层争相阅读的作品，甚至摆上了士大夫的床前案头。

　　虽然早在宋元时期白话小说就已开始兴起，但当时主要是作为说书人的底本而存在，主要依靠说唱进行传播，很少刊刻，即使偶有刊刻，也大都是以单篇形式流传。从嘉靖年间开始，很多书坊开始刊行这类白话小说，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就是在嘉靖时成书并刊行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虽然成书于元末明初，但其广泛刊行也是始于嘉靖年间。到万历年间，白话小说的出版达至鼎盛并持续至明末。这一时期，《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依然是各大书坊争相刊刻的对象。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明中后期，《三国演义》有28种刻本，《水浒传》有14种刻本，《西游记》有9种刻本。余象斗双峰堂万历二十年刊刻的《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卷首《三国辨》指出：“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