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不难，但治学研究中的读书绝非易事。一系列学术水准较高、各具特色的研究型读书班在学术事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研究型读书班在读什么书？怎么读？读出了什么成果？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走访了多个读书班。

　　读什么？专攻“硬骨头”

　　当下各种“读书班”很多，从功能来说有教学型、培训型、兴趣型等不同定位，而研究型读书班具有鲜明的学术属性，有的也称为讲读班、共同研究班、读书会。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以学术研究为目的，以某一种或某类文献为对象，以学者会读为形式，在时间上存在连续性。

　　北京大学外文楼的伊朗文化研究中心小会议室是“波斯文《五族谱》读书班”的举办地。在这里，读书班的召集人、北京大学伊朗文化研究所教授王一丹向记者介绍了读书班的情况。王一丹承担了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波斯文《五族谱》整理与研究”。《五族谱》是波斯史家拉施特完成于14世纪的历史文献，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我国西北边疆民族史和中亚史的重要史料，研究涉及波斯语、蒙古语、突厥语、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难度很大。作为这一重大项目研究的组成部分，项目组组织了读书班，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学者定期在一起会读《五族谱》，也时常有来访学的国外学者参加。

　　记者注意到，另一个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也将读书班纳入研究之中。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郝春文承担了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据郝春文介绍，项目立项以后，他们组织了“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读书班”，“既利用集体智慧解决疑难问题，同时也试图通过从个别到一般的形式凝聚共识、统一整理体例”。

　　研究型读书班所读的大都是重要典籍，记者对十余个读书班进行了粗略梳理，这些读书班所读主题有《五族谱》、《元典章》、《天圣令》、新出简帛、敦煌文献、古文书等，这些典籍即使对于术业专精的一流学者而言都深感棘手，称得上是“硬骨头”，可以说这类读书班所讨论的正是所属领域的学术前沿问题。

　　怎么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据记者了解，研究型读书班一般采取会读、自由讨论等形式，涉及范畴辨析、版本比较、史料考证、译名讨论、撰写札记等多种内容，观察这些读书班，可以看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国外学界读书班影响，又逐渐形成自身特色。

　　读书班所读典籍文本复杂，常常还涉及多个语种。以记者曾旁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康德哲学读书班”为例，该读书班集体研读《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常读常新的康德经典。参加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法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以及在京多所高校。读书班将康德著作的德文原本、英译本和国内主要的几种中译本相互参照，逐字逐句研读，常常一次只能读一两页，参加者都感到受益匪浅。

　　应该说，研究型读书班是受国外读书班学术影响的。季羡林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主持的“西域研究读书班”是国内较早举行的研究型读书班，惠泽至今，该读书班就受到德国学术传统的影响。复旦大学“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也受到了日本读书班的影响。

　　在多年的发展中，研究型读书班逐渐形成中国特色。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曾参加“西域研究读书班”，他后来组织“《两京新记》读书班”时，结合中国史学写札记的优良传统，“鼓励参加者把一得之见写成札记”，后来曾在《唐研究》长安专号上发表了一组该读书班的《隋唐长安史地丛考》札记。

　　读出了什么？

　　共同研究释放集体学术能量

　　将读书班的研讨内容凝结为学术结晶，“《元典章》读书班”是一个典型案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高华曾组织该读书班长达10年。据他介绍，《元典章》是元史研究核心史料之一，但该书相当一部分是用“硬译文体”书写的，很难理解。读书班一条一条往下读，读了10年，最终学术成果《元典章》（点校本）于2011年出版，并获得2011年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2014年初又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读书班”、复旦大学“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等在将研读内容结晶成学术成果方面也很出色。郝春文、王一丹主持的读书班与其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关，项目尚未结项，但其所能发挥的学术作用值得期待。

　　研究型读书班可以说是重要的学术形式，但目前在我国大陆学界举办还不多，这样的读书班在学界应该提倡，加大支持。

　　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对记者表示，读书班在学界值得鼓励和加强。目前国内有些研究不精致、不讲究，缺乏学术积累，缺乏学术史眼光。要做“精致”、“讲究”的学术，采取读书班的形式是有助益的。在海外学界，读书班是可以获得学术资助的项目，我们对读书班也应该在各方面加以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曾江 郝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