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辉：克雷格·卡尔霍恩认为，历史社会学的许多子领域已经成为一个圈子，一个人或者一小组人在研究某一个议题或运用某种方法，而不关心其他人的研究，这样很难把社会科学向前推进。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朱丽叶：卡尔霍恩的正确之处在于，美国的历史社会学家较少注意到他们本应关注的美国社会学这个制度化很完善的学科，因此也没有影响到他们本应影响的学科。总而言之，他们没有把历史化的社会学推向前进，也没有让人们更有想象力地思考美国在世界的位置。但是，我并不完全赞同卡尔霍恩。我们不难看到，历史社会学正在走向国际化，全世界的学者正在联系起来，比如社会科学史学会正在维持并发展各种非常健康的国际联系。所以，即使如卡尔霍恩所说的那样，历史社会学的许多子领域成为一个圈子，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圈子，它已经涉及国际范围的知识拓展和全球网络的构成。

　　郭台辉：理性选择理论深深改变了政治学，但社会学似乎对此更具有免疫力。这是为什么？

　　朱丽叶：理性选择理论为何可能或不可能成功渗透某些学科呢？你肯定已经注意到，许多政治科学家们明确寻求与各种形式的经济学建立联系，而社会学家对此却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作为一门学科，政治科学在对待理性选择的思维方式方面已经证明比社会学更为脆弱。但是，社会学家也倾向于把自己的势力范围留给经济学家，用心照不宣的方式换取并维持自己的学科地位。社会学家不应该这样做，但客观上确实是这样做了。

　　理性选择理论的兴起是功利主义的当代翻版。当社会学家开始更为关注理性选择理论的时候，作为一种观念的动力，这个理论本身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解释力了。确切来说，它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脱离现实而没有意义了。因此，在几个作战前线，功利主义原有的强大理论冲击力已经逐渐消失，无法穿透我们学科堡垒的特殊墙体。理性选择理论从中缘起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让位于行为主义经济学，后者本身就是一种更倾向于社会学方法的经济学研究。博弈论也向社会学抛出橄榄枝，表现得更为友好。比如说，它非常关注你我之间相互作用的感觉，即我认为你可能如何对待我，以及你认为我如何对待你。这就是博弈理论思维中的社会相互作用以及回归结构。非常奇怪的是，实际上理性选择的社会理论家们把他们的观点建立在老一代那种更不完整的经济学模型上，比如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1990年出版的那本理论综合性著作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就是典例。这就是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雄心在20世纪后半期走向失败的原因。

　　郭台辉：您如何评价历史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

　　朱丽叶：我并没有低估理性选择理论的创新价值。几个世纪以来，作为一种知识探索的路径，功利主义提供了大量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只是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缺乏活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们都没有充分解释，自从霍布斯以来，理性选择理论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变迁的；如今的理性选择理论却为何丧失了历史意义，它的分析空间为何变得如此狭小、如此没有价值——至少在它近来的一些特征方面变得非常危险。如果未来的历史社会学能为理性选择理论提供发展空间，那么，它将可能作为一种在历史上有着明确定位的机制，而不是作为一种普遍而抽象的理论。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