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立足全局、面向未来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是党中央科学地把握现代国家发展规律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现代政府预算制度又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作为国家财政最基本的制度，预算制度是否先进、现代化，反映一个国家治理水平的高低。预算制度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中之重，关乎民生福祉，牵一发而动全身。

　　1994年分税制改革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我国开始从“税收国家”逐步走向“预算国家”。1999年，我国启动了包括部门预算改革、国库集中收付体制改革、政府采购改革在内的一场意义深远的预算改革，其目标就是建立现代预算制度。历经近2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预算改革已经从约束原则走向绩效原则，从年度预算走向跨年平衡，从合规控制走向透明预算。这些现代预算制度的演化路径，在历次《预算法》的修订中都逐一体现。2015年即将实施的新《预算法》，则是我国现代预算制度初步建立的标志。

　　以现代预算制度破解财政体制困境

　　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排头兵，我们首先要基于现代预算制度，重新审视财政分权。“财政分权”这一概念在分税制后得到普遍的重视和关注，虽然近些年众多学者借鉴国际上的前沿方法对我国财政分权进行了数量上的刻画，但是都很难全面客观地进行度量，主要原因就是分权的复杂性导致难以精准测度。新《预算法》实施后，全口径预算拓宽了政府的收入口径，将引致新一轮对财政分权的重新测度。

　　相比英法等国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在70%以上的状况，我国属于过度分权，但同时也存在“跑部钱进”、县乡财政困难等一系列问题。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决定》中从“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个方面提出了改革思路。其中，现代预算制度的建立率先为破解财政体制困境打开了突破口。首先，新《预算法》第四条、第五条明确规定：“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该纳入预算”，这将从本质上解决地方非税收入所导致的“税权集中与财力分散化的矛盾”，更加明确财政资金的规模和财政支出的需求，从而才能更科学和高效地健全中央和地方的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其次，《预算法》新增第十六条，首次明确了转移支付的法律地位，有利于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提高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公平性和公开性，减少“跑部钱进”等现象以及中央部门对地方事权的不适当干预。新《预算法》中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体，取消专项转移支付的地方配套资金，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为“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实现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等改革思路开辟了快车道。此外，明确转移支付的法律地位将进一步加快建立和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进一步推进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对应的制度调整。

　　现代预算制度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

　　现代预算制度的建立不仅是财政体制改革的开路先锋，也是它的保障和基础。新《预算法》对转移支付的明确规定，降低了政府间的交易成本，对地方政府债务的九大限定，以法律的形式严防债务风险的发生，更以法律的形式科学引导地方经济的发展方式。同时，新《预算法》强化了人大监督，将绩效观念贯彻始终，新增20条具体的违法情形和问责处罚办法，规范了政府行为，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效规避了当前赤字和债务加速积聚所带来的财政中长期风险的挑战，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提供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