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经济社会领域成就瞩目。但与此同时，与现代化相伴的现代城市病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经济学界为此争论不休。回顾2014年，围绕现代城市病的成因及其治理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APEC蓝”如何保持

　　2014年为迎接APEC峰会，北京及其周边地区齐心协力，通过车辆限行、部分企业停工停产等一系列措施，最终在APEC期间，迎来难得的“APEC蓝”。习近平总书记在峰会上表达了希望“APEC蓝”能够保持下去的愿望。如何控制雾霾，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雾霾的成因及其治理办法。

　　苗壮《雾霾治理需正本清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10日）指出，“北京在主城区燃煤消费趋近于零的前提下，机动车对雾霾产生的‘贡献’不可忽视”，进而提出“机动车限购”等办法；刘昌义、戴玲《治霾关键：制度建设与市场手段结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10日）一文则认为，“北京地区PM2.5最主要排放源是二次颗粒物，其次是燃煤和自然尘，机动车占比相对较小”，因此提出，“未来需要我们每个人切实改变生活方式，减少排放，才能有效解决雾霾问题”。北京地区雾霾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周边地区外来污染物输送的影响”，提出减霾“要注重协同”，“要加强协调区域之间的政策和措施”。2014年11月27日《新京报》刊文《APEC会议后北京车辆单双号限行或成常态化》中指出，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上表示，将研究和论证有些市民提出的单双号要成为常态的意见，认为北京雾霾主要来自汽车尾气，因此，要治理雾霾、保持“APEC蓝”，就应当把APEC期间的单双号限行措施常态化。

　　这些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总体来看，分析局限于表面，成本也很高。以笔者之见，雾霾问题，从表面上看确与汽车尾气、工业废气、生活废气有关，究其深层次根源，主要是由于我国工业化的低端粗放和城市化的无序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高度重视经济转型升级问题，但因众多复杂原因，目前成效有限。我国城市化建设近些年来加快发展，但因缺乏总体规划布局，各地自行发展，导致大中小城市发展失衡，特别是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人口迅猛增加，远远超出城市承载力，空气难以实现自我净化。

　　因此，要彻底解决北京雾霾问题，从长远看，必须实现工业化的高端突破，包括采取多种优惠措施大力研发生产和普及新能源汽车及其配套设施等，引导社会生产生活的低碳化；必须实现城市化有序发展，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增加，必要时通过国家机关、教育医疗机构等公共部门的外移，引导北京人口有序疏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