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提出，为构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开辟了一片新天地。然而，迄今为止的变异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翻译、文学形象、文学文本等“何以变异”的有关形态的探讨，而对于文学意义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传播和交流过程中“为何变异”却鲜有涉及。那么，文学作品的意义在异质文化土壤里为何会发生变异呢？

　　本土文化的参与

　　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的变异，意味着外来文学作品的在地化或本土文化在新的文学意义生成过程中的“参与”。一部文学作品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中的流传过程，或者说它在异质文化中的被溶解和吸收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源文化的在地化或他国化的归化过程。也就是说，一部文学作品在异质文化中的流传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当地文化参与并生成新的文化文本的过程。而本地民族文化参与外来文学作品意义的生成过程，是一个本地文化与外来异质文化之间彼此碰撞、冲突、融合和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形成了一种整合而重构的超越关系，即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杂交关系，从而生成一种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第三种文化形态。

　　在这个过程中，本土文化的参与或异质文化的在地化何以可能？不同的民族文学或文化，具有自身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历史传统、民族心理、审美倾向和价值理念等。但是，当不同的民族文学或文化接触而交流时，它们就会互相影响、排斥或吸收。这种差异性文化的交流，归根到底是人们以理解的方式进行的，而“当某人理解他者所说的内容时，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意指，而是一种参与、一种共同的活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从而，这种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便形成了文本上的增删、误读或扭曲，于是出现了作为广义翻译的第三种文本。这种变异，表征了源文化符号在流传过程中的在地化，亦表征了本土文化符号在接受异质文化时的“创造性叛逆”，因为无论是在地化还是译介，它们本质上都是一种意义的理解，而“理解不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

　　任何文学作品总是以被阅读、被理解的方式获得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然而，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如果我们有所理解，我们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因此，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以一种不同的理解方式进行的，从而文学意义在不同文化视域融合的过程中总是发生变异。一般来说，如果没有文化上的认同或文化上的契合，异质文化就不会被本土文化所接受，更不会被吸收和被化用。地方性文化参与“此在”之接受与新意义生产的实际，是文学意义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变异何以可能的缘由之一。只有当地文化的参与并与外来文化实现融合而成为一体，才会有文学意义的新质生成，才会形成外来文学作品在异时空结构中的新存在形态，继而才会有比较文学变异现象的发生。

　　前有结构的应用

　　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的变异，是接受者理解的前有结构在具体语境中针对现实问题的实际应用。理解的前有结构包括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等三个方面。根据哲学诠释学的观点，前有结构不是理解过程中应该去除的东西，也是根本去除不了的东西。前有结构的事实性存在，是理解之所以可能的必要因素之一。一部异族文学作品的被阅读、被理解和被接受，读者的前有结构总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其中，形成一种共在。任何解读，都是读者自我经验和认知的具体性筹划，都是其前有结构针对当下问题的一种现实性应用。而文学意义每一次新的生成，决定于解释者当下境况的问题视域，决定于借助文本来解决眼前问题的特定实践。这是一种本体论的生成，一种前有结构的应用，因为“理解无疑是一种具体化”（《真理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