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意味着中国与周边国家需要建立一种基于国家之间友谊的集体身份,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华侨华人将在建构中外社会共有知识(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华人社团是其发挥建构作用的重要平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是世界华文教育的典范。近年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变迁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海外华人面对坚持母语教育与融入主体社会的矛盾问题及重新寻求自我定位的真实心理。作为满足工具性需要的汉语国际推广,将对满足价值性需要的华文教育造成冲击,导致华文教育日益实用化和扁平化,这无助于大马华社维护以保持华人民族性为主旨的“母语教育”。
关键词:华文教育;马来西亚;文化;汉语;需要;教学;师资;政府;母语;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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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意味着中国与周边国家需要建立一种基于国家之间友谊的集体身份,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华侨华人将在建构中外社会共有知识(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华人社团是其发挥建构作用的重要平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是世界华文教育的典范。近年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变迁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海外华人面对坚持母语教育与融入主体社会的矛盾问题及重新寻求自我定位的真实心理。
当前世界“汉语热”背景下形成的三股力量,影响着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方向。其一,来自中国政府的力量。中国政府希望整合汉语国际推广与海外华文教育的资源,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其二,来自马来西亚政府的力量。马来西亚政府希望通过中国政府提供的汉语师资培训计划,最终促使国内工具性需要取向的汉语教学能够取代价值性需要取向的华文教育,进而强化国家与民族认同。其三,来自马来西亚华社的力量。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捍卫者——董教总,希望继续维护母语教育,保持好华人的民族性,并期望得到中国政府与大马政府的支持。
当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面临一系列困境。第一,国家层面——文化与教育政策依旧介于同化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之间。尽管华社面对单元化教育政策不断抗争,但是大马政府依旧在华文小学的发展经费、增建扩建及师资培养、培训等方面刻意制造不平等。大马政府在《2013—2025年马来西亚教育发展大蓝图》中仍旧提倡国小为全民首选学校。未来大马华文教育是否还能保持以“华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华文教育形态,取决于大马华社与政府的博弈。第二,市场层面——华校与国际学校的激烈竞争。2012年,大马政府取消了马来西亚人就读国际学校的入学限制,即允许国际学校(中学或小学)100%招收本国生。国际学校在资金、学校的硬件建设、师资力量、课程国际化方面有着诸多优势。这导致有一定经济能力和条件的家庭对国际学校“趋之若鹜”,纷纷选择送子女到非政府资助学校接受高质量的教育。第三,祖籍国层面——中国汉语国际推广的影响。作为满足工具性需要的汉语国际推广,将对满足价值性需要的华文教育造成冲击,导致华文教育日益实用化和扁平化,这无助于大马华社维护以保持华人民族性为主旨的“母语教育”。另外,汉语国际推广机构与华文教育机构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机制,在服务与办学区域、教学对象、教学方式等方面“分庭抗礼、各自为政”的局面也令人担忧。第四,学校层面——华文小学与华文中学成就与危机并存。当前华文小学面临着教学媒介语去“华”化、微型华小关闭、增办华小受挫、师资经费不足等问题;华文独立中学面临着华文能否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财政困境、统考文凭不被承认及增建分校困难等挑战。
未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需要寻求发展出路。第一,宽松的文教政策空间,是未来华文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虽然近年来关于“多元文化主义”已死的言论弥漫欧洲社会,但是多元文化的存在并不是造成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紧张张力的根本原因,包容差异、化解张力的制度机制缺失才是其根源。大马华社需要同其他非华裔族群团结起来,呼吁政府抛开族群身份,从公民个体的视角来建构一种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公民认同,从国家发展以及保持文化多样性方面慎重公平对待各源流教育,真正实现文化上的多元。
第二,以提升教育质量为主旨的教育改革,是未来华文教育发展的原生动力。华文教育必须在吸取中国教育改革经验基础上,推行教育理念与教学方式方面的改革,建立严格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特别是作为华人民族语文教育的典型——华文独立中学,更是亟须以独中工委会于2005年提出的《独中教改纲领》作为改革蓝本,在教育使命与办学方针、组织与管理、课程与考试、师资培养与培训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提高办学质量,培养优秀的毕业生,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华裔青年选择就读。大马华文本科院校可以与中国高校以及孔子学院开展合作办学,以培养教育硕士、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方式,提升华文师资队伍的学历及专业化水平。
第三,对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是未来华文教育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首先,中国政府需要充分发挥驻外使领馆与华社意见领袖的作用,在海外汉语国际推广机构和华文教育机构之间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从教育需求、政策支持、组织交流及社区关系等维度,共同剖析孔子学院与华文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并加强与马来西亚董总、教总的沟通与交流,强化汉语国际教育与华文教育之间的共生机制。必须转变对孔子学院“划桨”式的治理,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消除当地政府及马来人对这种合作的猜疑。其次,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海外华文教育基金会、华文教育基地等民间组织,需加强与大马华文教育机构的联系,了解大马华文教育的实然状态,不能顾此失彼,尽量做到统筹兼顾。在开展汉语国际推广的同时,加大对华文教育的支持力度,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与董教总共同开发本土化华文教材、提供教育信息技术方面的高端培训,输送高素质的教育培训专家。最后,继续深入开展“海外华裔青少年夏令营”以及“中华文化寻根之旅”等文化活动,让大马华裔新生代感受具有中华特质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使其自觉成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使者以及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参与者。
第四,制度化解决华文小学与华文中学发展问题,是未来华文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如,对国民型华文小学制度化公平合理的拨款,制度化拨地增建华文小学,制度化解决华文小学师资短缺与不具有华文资格师资问题,以及为华文小学开设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学前教育班和特殊教育班,明确华文小学高级行政人员必须具有华文资格等。继续努力争取政府对华文独中文凭的承认,并将其作为就读国立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以及在政府公共服务机构任职的录取资格;制度化解决政府为华文独中拨款,颁发奖学金予华文独中统考优秀生,并争取政府对合理增建华文独中诉求的支持等,是华文独中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
(本文系2016年泉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带一路’视阈下东南亚华裔新生代文化传承及对中国认知比较研究”(2016C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