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相比较，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更侧重于从价值观念的角度思考生态问题。在《满足的限度》一书中，莱斯从消费的角度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细致地反思了生态问题，在继承马尔库塞需要理论的基础上，搭建起联系法兰克福学派与生态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桥梁。

　　高集约型市场架构下的“需要”问题

　　在莱斯看来，现代社会对社会制度合法性的信赖程度，取决于持续增长的经济所能实现的需要满足的状况。因此，现代社会的发展不断将人的需要满足单一地导向商品需要的满足，这就形成了马克思所谓的“庞大的商品堆积”。莱斯认为，在这种“高集约型市场架构”下，传统的需要理论并不能很好地提供解释，因此需要重新“评估人类需要的本质，以及为满足这些需要所采取的手段的本质”。

　　在高集约型市场下，个人面临着将自己的需要与不断扩大的商品之间进行匹配的困难。每个有理性之人在进行消费活动时，首先都会从自身的需要出发判断相应产品是否适合自己。但在高集约型市场架构下，作为消费者的个体很难对此进行判断。这是因为，这种市场将个人的需要分解得越来越细，其提供的商品在数量、种类、样式上都在不断翻新，大量消费者实际上处于商品生产之外。这意味着，个体并不能真正理解他所需要的商品，从而导致广告成为现代人对自身需要认识的先导。

　　在莱斯看来，人们之所以支持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深层理念是，认为它能够解决传统落后生产所带来的“匮乏威胁”。而这种匮乏心理很大程度上在于人们将其诠释为欲望与能力、资源之间的不一致。实际上，即使在能保证生产不断发展、商品供给不断丰富的高集约型市场架构中，这种匮乏心理也并没有消除，反而愈发严重。同时，在这种以保持物质不断增加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也改变了人们对自己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看法，“几乎完全倾向于将人类以外的自然视为资源的仓库和废物的倾倒场所”。

　　莱斯认为，人们忽视自然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观念，“鼓励个人将自然完全视为人类欲望的支持系统”。这意味着人与人之外自然之间关系的唯一原则是：后者为前者提供满足需要的物质。其二是对“科技修复”的乐观坚信，认为科技的力量不仅能提供不断满足的商品，也能掌控由此造成的环境问题。且不论这种修复是否可能，它也使人形成一种惰性，容忍人类对自然不断地索取和破坏。因此，莱斯认为人类已经偏离了方向，无法真正知道其物质需要的性质与目的。

　　寻求人类需要的替代性架构

　　将人类需要的满足单纯导向商品消费，这一状况引导着许多研究致力于确定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满足人类的需要，而在不断出现的环境挑战中，人们也意识到自然对地球供给能力的约束性。但科学技术的力量及其发展，又使许多人相信满足人类不断增加的需要也是可能的。面对这些对立观点，莱斯认为，人们可以在三个基本点上达成一致，其一，承认“存在某些经济与人口增长的理论极限”；其二，“就资源需求和可能的环境退化而言，人类总人口的增长不是造成我们的两难处境的关键因素”；其三，“现行参与行动的大规模势力已形成一种惯性因素，它限制着决策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我们有必要寻求新的满足人类需要的替代性架构。

　　这种替代性架构不是要消灭生产和消费本身，而是要强化“需要的消极理论”，并在此基础上造就两个必要条件，即“易于生存的社会”和通过考虑人类之外的自然需要以理解人类自身的需要。所谓“需要的消极理论”，就是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通过某种思考模式确定人类需要的本质，而是要清楚“为什么在高集约型市场架构中需要的表达越来越不一致，以及个人为何变得无法理解他们所欲求的对象”。

　　创建“易于生存的社会”，关键在于通过社会政策改变现有社会的生产方向。莱斯并不主张彻底根除商品与市场交换，需要改变的是现有社会政策的导向。莱斯认为，高集约型市场往往将其选择确定为集中生活的城市人群，但新的替代性架构将通过复杂的科技提供多种不同的生活，“个人将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现实的选择。”他还主张，鼓励个人直接参与满足需要相关的活动，以摆脱将需要导向模糊的商品消费。简言之，“易于生存社会”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将社会政策设定幸福的定量标准转向定性标准；二是实现资源再分配和政策的新导向，替代单纯的商品消费活动。

　　对于理解需要本身而言，莱斯认为，应当建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需要诠释。为此，他提出了“自动平衡”概念，即在自然与人类之间存在一系列复杂的自动相互协调过程。莱斯认为，我们需要扭转对自然需要保持冷漠的态度，转而在考虑它们需要的基础上重新安排科学技术研究力量的优先次序，例如对防止臭氧破坏等投入更多支持。此外，他还主张充分利用法律系统，赋予相关自然实体以法律身份。在这种法律架构下，对人类利益行为的评价，都可以在综合考虑生物圈内其他自然物权益的基础上展开。

　　挖掘共享发展的生态意蕴

　　在寻求满足人类需要的替代性架构中，莱斯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具体的方案，但贯穿着他一直倡导的生态理念，即从征服自然到尊重自然、从控制自然到控制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正是在莱斯这里，承自其导师马尔库塞以及弗洛姆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需要/消费的批判理论，从社会批判走向了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对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而言，莱斯的需要思想仍有启示意义。

　　首先，充分挖掘和发挥“共享”发展理念的生态意蕴。共享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层面，还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文明思想，意味着对商品使用价值的重视，即充分利用商品的有用性。在莱斯看来，高集约型市场架构下人的需要，是通过商品的消费活动得以满足，其前提是保持不断更新的商品阵列的生产。其实，这其中商品阵列的更新，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重复生产具有相同功能的商品。这种重复生产在一定意义上也导致消费者对同样商品的重复消费。而这种重复生产与消费势必造成自然资源浪费，也增加不必要的“负商品”。因此，可以共享某些耐用又不时常使用以及多余闲置的商品，以减少商品的生产。

　　其次，尽可能让消费者参与或知道相关商品生产的过程。在莱斯看来，商品生产与消费的分离，使人们迷惑于丰富多彩的商品形式，并难以清楚生产乃至使用过程中的“负商品”（如污水、废气、化学残留物等）。只有让消费者清楚生产过程以及“负商品”，才能帮助他们更明智地做出选择。

　　再次，宣传和推广科学、合理的消费观念与幸福观。在莱斯看来，人们的需要之所以被逐渐地导向单一的商品消费活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通过变换各种媒介诠释需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人们对自身需要认识的模糊。因此，社会有必要控制、规范诸如广告等宣传商品的媒介。同时，有必要通过宣传倡导合理的幸福观念，特别是说明个人自身幸福与整体社会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