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反复强调乡村是国家发展的重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技术更迭，农村信息传播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当代乡村传播研究出现的新动向与新范式值得关注。

　　传播学者赵月枝认为，重构中国传播学，乡村问题应当成为整个学科的重点之一。过去的乡村传播研究，多在发展传播学话语框架下，以发展为预设视角，如传播技术推动乡村发展等。如今，在城乡关系视野下，学者从历史、文化主体、生态、劳动、新媒体等多层面出发，结合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不断拓宽研究路径。

　　一个新动向是，学者走出书斋，通过“返乡”在地观察和实践，获取乡村最新信息，增强问题意识，不但研究更接地气，而且也将自身主体性与培育农民主体意识相结合，激活媒介赋权，发掘传播嵌入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力量，从而使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碰撞出学术火花，开启了现代乡村传播的新范式。

　　从民族志到双向“返乡书写”

　　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始于20世纪文化人类学对异民族文化的考察。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创立了“参与观察法”，他曾经在特洛布里恩群岛研究库拉贸易。在中国，费孝通通过对自己土生土长的地区和本乡人民的观察写出《江村经济》，被马林诺夫斯基称为人类学史的里程碑。

　　近年来，民族志逐渐成为乡村传播研究的方法。新闻学者郭建斌认为，民族志方法最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想方设法融入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二是考察研究对象生活的方方面面；三是以“深描”作为解释现象的理性追求。学者用民族志方法，研究乡村传播媒介、文化变迁与乡村变革等层面，比如郭建斌的《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吴飞的《火塘·教堂·电视： 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等，为民族志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普及，学者以“返乡书写”形式，开始通过互联网传播乡村，形成话题效应，拓宽了传播渠道。继《中国在梁庄》引发人们对“返乡书写”的重视后，2015年《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和2016年《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因从微观视角看留守、养老、拆迁等问题而受到关注。但对“返乡书写”渲染负面、主题先行、居高临下的批评声音也陆续传来。2018年，新浪联合探村博士联盟的“博士返乡直播”，用视频直播这种更直观的方式，拓展了“网络民族志”的新形式。

　　在乡村传播的维度下，“返乡书写”有互文的双向意义。一方面，学者的“返乡”观察用通俗和感性的形式传播，借助新媒体受众广、传播快的特点，直面乡村问题，更容易引发社会共鸣。另一方面，“返乡书写”本身也成为乡村传播的研究对象。近几年学术期刊有不少关于“返乡书写”的研究，例如文化研究学者潘家恩就提出问题，“返乡书写”个体化论述如何避免停留于“个案”的层面？如何将乡村的微观困境放置于中国百年城乡变迁，及世界范围内的整体性危机宏观背景下思考？

　　民族志观察提供了一种沉浸式观察和“文化反思”。随着传播科技的发展，直播等媒介门槛降低，“网络民族志”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返乡书写”又成为乡村传播研究观察的话题，这种双向互文的二元视角，也成为乡村传播研究的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