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经验事实在一种不知疲倦的重复性中铺展开来，已然丧失必然性，基于经验事实的归纳缺少坚实的逻辑根基。正是经验的持续重复性给人造成因果性或必然性的假象。“（我们）不能从现在的那些事件推论出将来的事件。相信因果联系就是迷信。”

　　在自然科学中，由于被经验世界的重复性所迷惑，人们乐此不疲地构想出一系列规律性或因果性假设。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不过是一种“纯思的幻象”，可能世界与必然性处于不可调和的紧张之中。“整个现代世界观的基础是一种错觉，所谓的自然规律不过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便利解释而已。”人们试图仅仅用贫瘠的必然性假设来捕获自然现象的复杂性，这是极其天真和幼稚的幻想。逻辑之外一切都是偶然。“即使一个实验重复了n次都证明是成功的，我们仍无法保证第n＋1次依然如此。”

　　维特根斯坦强调经验的或然性，但却承认逻辑的必然性。“逻辑中没有偶然的东西。如果一事能在原子事态中发生，则在事物中就应该已预决了这种原子事态的可能性。”在《逻辑哲学论》所描述的世界里，一切经验事实皆是偶然，只有逻辑重言式是必然的，逻辑中没有偶然的东西。“不是事实规定逻辑，而是逻辑规定事实。”逻辑与数学一样，屏蔽了繁复经验事实的具体性，具有一种极简的确定性美感。《逻辑哲学论》所要呈现的正是一个剔除了一切经验杂质、有如晶体般透明纯净的逻辑世界。那么，逻辑的必然性从何而来？维特根斯坦拒绝在不确定的经验事实中寻找线索，将逻辑的必然性归之为“先天性”。“逻辑的先天性的实质在于我们不能非逻辑地思考。”

　　“我们对于什么是可说的陷入一团混乱，我们正在清理这个混乱。这个清理活动就是哲学。”除“经验外”是逻辑达不到的，维特根斯坦进一步认为逻辑自身也是“不可说”的，逻辑无法在语言中显示自身的含义。“凡在语言中反映自己的，语言皆不能表示。”语言是表达经验事实的，凡是经验事实都是可说的。可以言说的东西都可以清楚地加以言说，而对不可言说的东西只能保持沉默。语言由命题构成，而世界由经验和事实填充，在命题与世界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语言是对现实经验世界的摹写。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的使用不是茫然无边际的，语言的界限正是经验世界的界限，凡是经验事实都是可说的，非经验的则是不可说的。世界是语言所及的世界，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语言只能表达可以表达的东西。为可思的东西划清界限，从而也为不可思的东西划出界限。“如果我们一定要用语言来描述经验之外的世界，诸如上帝、神、善恶等这些非经验的对象，我们的语言就会陷入逻辑的混乱之中。”

　　“哲学要通过清楚地表达可说的东西来指谓不可说的东西。”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多次强调，逻辑哲学论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可言说之物，另一部分是不可言说之物。只有自然科学命题才是可以言说的，其他的都是不可言说之物。这里的自然科学命题，是指以经验事实为对象，能够在经验中被验证的命题。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理解，认识不能超越于经验之外，逻辑之所以不能被言说，是因为它被反映在命题之中。“语言中表达了自己的东西，我们不能用语言来表达。” 逻辑是如此神圣之物，以至不能被言说，不可言说的逻辑只能在沉默中显示，而不能言说之物恰恰是最为重要的。维特根斯坦赞同实证主义哲学关于“自我”及“客观世界”与“上帝”是不可说的主张。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在没有考察“语言”这个前提性基础的情况下，传统形而上学妄谈那些“不可言说之物”是毫无意义的。传统哲学命题之所以“不可说”，并非因为它们是“假的”，而是因为它们没有遵守语言的逻辑，因而是“无意义”的。逻辑形式决定我们可以“说什么”，生活形式决定我们能够“显示什么”，通过“图像论”，维特根斯坦将语言与经验事实严格对应起来。从“言说”到“显示”，维特根斯坦实现了从“语言图像”到“语言游戏”的超越。在“可说的”与“不可说的”之间具有“深刻的科学主义印记”的思想划界中，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功能和范围作了全新的解说，使分析哲学以一种科学化的新姿态呈现出来。

　　然而，维特根斯坦一方面清晰地划出了思想表达的界限，主张逻辑是经验之外的不可言说之物，但另一方面他又表达了大量的关于数理逻辑的新见解，陷入难以调和的自我矛盾之中。凡是不可说的，只能显示，这是维特根斯坦本体论哲学之根本。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理解，思想的界限只能在语言之中划出来，位于界限“另一边的东西”直接就是胡说，那么他所大篇幅谈论的逻辑法则及其必然性是否是一种“胡说”呢？罗素毫不客气地指出：“使人发生犹豫的是这样的事实，即维特根斯坦先生终于还是说出了一大堆不能说出的东西。”尽管逻辑实证主义者们提出了“约定主义”的概念，维特根斯坦自己也提出了“逻辑是经验事实的‘空间’或‘框架’”的妥协性命题，但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理论的矛盾难题。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法学与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