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际生活中，“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使用太泛化，造成如此尴尬的主要原因在于，现在各法人、非法人组织甚至是个人要求办事者提供证明的场合太多、太滥

　　编者按

　　前不久，公安部在官方微博晒出了18项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今年以来，“我妈是我妈”之类的奇葩证明曾引发社会热烈讨论。奇葩证明泛滥背后折射的是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公安部列举出不应该由公安机关开具的18项证明，无疑颇具导向意义：既是明晰政府部门权力清单，也能显示出从“管理”到“服务”的观念转变。

　　但是，此举也引来了一些误读，最明显的，便是将“不应该”理解为“取消”。实际上，在公安部列举的18项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中，相关法律法规早已明确一些证明的出具单位，公安部也在此次的微博文章中逐一澄清，而类似“取消”的误读无疑会让办事群众一头雾水。在公安机关明确18项证明的出具单位后，群众应如何办理证明？相关部门怎样依法行政？一些让行政机关都头疼的证明是否还有必要存在？从今天开始，《法制日报》视点版推出系列调查报道，希望以记者的实地调查来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

　　超过750家媒体转载。

　　9月14日，一篇题为《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怎么开 四川宣汉县网友留言咨询获回复》的文章，以超高的转载量登上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位置。

　　一条看似简单的县级部门咨询回复之所以如此受关注，根源在于今年8月底公安部通过“打四黑除四害”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这则消息图文详解了18项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其中就包括“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

　　这一消息发布后，有网络媒体称，公安部取消开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同时开始讨论是不是以后不再需要“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了？

　　“需要明确的是，不是公安机关不再开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而是在有需要的情况下，由有关单位派人持有效证件及单位介绍信，申请派出所出具证明，对个人一律不予以出具。”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此前公众针对“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吐槽过多，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办事部门对自己的权力清单不是很清晰，没有厘清自己的权力边界；另一方面原因在于，个别政府部门的办事流程不够精简、强化，治理能力不高，服务意识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