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的参照系不是欧美日

　　目前，学界存在一个认识误区，一些人言必“与世界接轨”，而其眼里的“世界”就是欧美日。他们所谓的“世界标准”“普世价值”，就是欧美日标准、欧美日习惯、欧美日价值。好像欧美日完全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标示了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

　　其实，稍加比较就会明白，中国与欧美日有很多不同。如果将欧美日作为我们发展的参照系，就会犯理论幼稚病，成为效颦的东施。

　　第一，历史不同。一方面，我国历史悠久，欧美日历史相对较短。自夏以降，我国有朝代记录的历史就有4000多年；自周以降，有连绵不断的文字记录的历史就有3000多年；自秦以来，虽然历经内忧与外患，但是，中华民族的国家治理结构和疆域基本稳定，以文字、历史、语言、国家为突出代表的中华文化绵延不绝。放眼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其他三国均被完全殖民过，唯我中国虽屡遭外敌蹂躏、跌宕起伏但终究岿然长存。如果比较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历史与成就，只要放在千年以上的历史长河中，包括欧美日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望中国之项背。另一方面，我国的历史是一部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历史，而不是西方的扩张史、掠夺史。我国既有强盛的汉唐，又有开放的宋明，但是，不仅没有仗强欺弱，“探险”掠夺，而且对外输出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促进了当时世界的文化、技术与经济交流。所以，只把历史界定在近一二百年间，以这一期间的国家实力之强弱论断道路、文化、制度之短长，如果不是崇洋媚外，妄自菲薄，就是数典忘祖，患上了近视病。

　　第二，文化不同。马克思曾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中华文化兼收并蓄，根深而叶茂，既培本源的儒家、道家等文化主干，也育法家、墨家、佛教、道教等文化枝蔓，还不断吸收着世界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先进文化。然而，究其根本，中华文化是士的文化，仁厚有容，开明无执。中国的精英宽容大度有担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渐次的修为和追求，主张并身体力行于“和而不同”，没有西方精英的宗教偏执和“唯一标准”“普世价值”之绝对观念。中华文化“理性早启”，主张内心清净祥和，不务外力，不事武力，“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重合恶分；而西方文化的宗教性非常突出，主张信仰的唯一性与纯粹性，权利边界清晰，义务内容严格，个人主义与团队意识兼容，以力务利，以利助力，力与利循环推进，互通为一，分与合皆取决于力与利的秩序。所以，与西方不同，历史上傲立世界时，我们没有提出过“中国标准”“中国价值”。外交上，我们坚守“五项基本原则”；发展路径上，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鼓励、尊重其他民族走自主选择的道路。中国崇善，但有时没有得到好报。给西方送去丝绸、茶叶、陶瓷，但西方给中国输入毒品鸦片；中国免掉日本的战争赔款，但日本反而不承认自己是战败国。所以，从文化上讲，我们发展的参照系也不可能是欧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