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更为凸显，我们党要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革命政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必须依靠铁的纪律与严的规矩。首先，党在延安虽然有着十三年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但就整个中国而言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无孔不入，加上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之后大量发展党员，大批农民、青年学生涌入党内，“没有一个具有铁的纪律的党，无产阶级就不能团结和领导小资产阶级”，处理好党的发展与组织建设问题。其次，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中共“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在这种合作中只有依靠铁的纪律严的规矩才能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腐化，才能保证理想信念的坚定和独立自主的发展，才能防止党“陷入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再次，我们党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中流砥柱，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发展壮大，而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靠刀枪，要靠纪律”。

　　遵守纪律是党员作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一种自觉的，但又是强制的要求。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之后，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多次阐述，他在《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中提出：党的纪律是自觉的，同时又是强制的，不准许有不执行党的决议的人和小组织；他还强调：“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从毛泽东、陈云等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每个党员都应自觉遵循党的纪律。这种自觉正如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中所指出的：每一个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另一方面光靠觉悟还不够，必须有刚性约束、强制推动。1942年4月3日，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规定“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对此，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的报告《关于整顿三风》中既幽默而又严肃地强调：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就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

　　遵守党的纪律就要没有任何借口、“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1939年4月5日，陈云在中央党校讲授关于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的提纲中指出，破坏纪律的人往往有以下几种借口：一是以上级政治上正确与否作为守纪律的条件，二是以对方能力大小作为守纪律的条件，三是以地位高下作为守纪律的条件，四是混淆不同的历史条件。有了这些借口或所谓的根据，党员不守纪律，党的决议往往成为一句空话。后来，他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补充：“即使党员个人（或下级组织）意见正确，工作能力强，地位比较高，资格比较老，都不能作为不服从纪律的借口。”当时，党员刘力功不服从组织让他到基层工作锻炼决定，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或回原籍工作。党组织在与他多次谈话，其仍不断找借口推诿，甚至干脆拒绝执行党的决定的情况下决定开除其党籍。1939年5月23日，陈云撰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一文，并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上发表，教育党员组织部门的决定一旦形成，绝不能讨价还价，而要没有任何借口、“迅速确切”地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