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封面

现年77岁的奎纳尔·希尔贝克是挪威卑尔根大学哲学系和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荣休教授。

　　挪威哲学家奎纳尔·希尔贝克在其新作《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中深入探讨全球化下现代性的多重含义。

　　日前，《多元现代性》出版座谈会在上海举行，童世骏、赵修义、郁振华、刘擎等学者从该书出发，就“多元现代性与当代中国”这个议题进行了讨论。

　　挪威哲学家奎纳尔·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在其新作《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中，通过分析以挪威为代表的斯堪的纳维亚的现代化过程，深入探讨全球化下现代性的多重含义，该书中文版已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日前，《多元现代性》出版座谈会在上海举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童世骏、赵修义、郁振华、刘擎等学者从该书出发，就“多元现代性与当代中国”这个议题进行讨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常被视为实现现代化过程的成功案例，关注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一段连续历史，理解一个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实践经验，将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一点思考。

　　希尔贝克曾担任著名哲学家赫尔伯特·马尔库塞的助教，现为挪威卑尔根大学哲学系和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荣休教授，也是挪威科学艺术学院、挪威皇家科学与文学协会的成员。他在合理性和现代化、政治哲学和科学论方面有深厚造诣，并以跨越大西洋两岸哲学传统而著称。希尔贝克的新作《多元现代性》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通过对挪威这个非典型西方现代化道路成功案例的考察，可以发现，西方现代性并非唯一合理的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性具有多元性和多样性，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是多元共存的。

　　对于《多元现代性》一书，童世骏教授在座谈会上认为，这本书是对“西方”和“西方现代性”的解构。“我们经常讲西方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其实‘The West’和‘The Rest’的这种划分，本身是相当西方的。希尔贝克这本书告诉我们，在‘西方’除了北美还有欧洲，在欧洲除了西欧还有北欧，在北欧除了瑞典还有挪威，他是一步步解构统一的‘西方’的概念。”

　　在“多元现代性”概念背后，希尔贝克想说，挪威的现代化要比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更有特色，也更加标准，挪威的现代化特色恰恰在于它更接近于论辩合理性的理想，更加健全，而英美的现代性反而更偏了、更片面了。《多元现代性》的阐释，论证了现代化是多重的，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赵修义认为，“他的结论是不仅法国、德国与英美是不同的，北欧与英美及德法也是不同的，即使在斯堪的纳维亚内部挪威与其他国家也是不同的。”赵修义教授说，“既然诸多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也是多重的，没有统一的模式，那么与西方国家在历史文化自然条件等方面有重大区别的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必定就是多重的。”

　　关于现在对“普世价值”的说法，童世骏教授表示，“我觉得这是没有正确地寻找现代化的普遍性层面，不是在‘深度的反思性’这个层面上去找，而是在一些比较表层的东西中去找，你把这种表层的东西当做普遍性的东西，硬把它用于中国，当然就不对。”

　　希尔贝克在书中反对“斯堪的纳维亚模式”这样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北欧的现代化进程经验其实无法简单应用到其他历史和社会情境中。但赵修义教授发现，中国人特别喜欢使用现成的现代化模式，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先后学习过东欧模式、新加坡模式，“又经常在讨论英美自由市场模式还是社会市场经济或者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总要找到一个人家做过的‘模式’加以概括，才算放心。这可以称为‘模式情结’。这种思想方法恐怕是要好好反思。”

　　赵修义教授批评中国人对普遍性模式的着迷，但刘擎教授要反问的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在乎‘独特性’？对独特性的执着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一种情结，以至于任何普遍性的论述都对我们构成压力。”在他看来，特殊性本身或许有内在的价值，因为它鼓励了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但）特殊性的诉求是为了寻求一种对我们而言合适的好的方式，而不是为了单纯的标新立异，归根结底是探索一种适合本土语境的恰当的实践方式。希尔贝克讲的‘解释的合理性’，是一种基于具体语境合理性，它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建立了联系。因为普遍的‘好’只有找到合适的体现方式，才能成为我们自己能心悦诚服的‘好’。所以特殊性诉求内在地要求有一个好的理由，一个价值的标准。”

　　郁振华教授则从希尔贝克讲述的挪威故事里找到了对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有启发的地方，“挪威政治文化当中的相互信任（互信），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特别是民众和官员之间的互信。他（希尔贝克）认为，这是挪威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方面。因为中国可能最缺的就是各个阶层之间这样一种信任的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