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许燕给一些官员看过“心病”。 以前，看病的地点通常是“绝对隐秘的会所”，专车接送。如今随着“八项规定”的出台，来访者更愿意通过朋友认识后再单线联系，秘密而安全。许燕说，在找到自己之前，对方通常已经了解过自己的背景。许燕曾任校党委组织部部长、心理学院院长，这被她视为自己能够获得信任的重要因素。

　　“他们非常谨慎，开始都会聊些其他外围的东西试探，觉得可以了才开始讲自己或‘朋友’的事情，但讲得也不多，更不会说压力背后的原因。”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内，许燕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通过表情就能看出来他们很封闭，内心很沉重，甚至连身体都是很紧的状态，所以我首先会说明我们专业的保密原则，也不会主动去问他们遇到什么问题，我能做的就是把心理反应特征告诉给他，让他自己作判断。”

　　许燕的经历像是某种缩影。近年来，中国抑郁症患者中一个特殊而隐秘的群体正逐渐浮出水面。有媒体根据公开报道统计发现，自今年1月1日至7月31日，已有至少16名非正常死亡官员被认定为自杀或者排除他杀可能。在这16人中，至少7人在死亡前曾患有抑郁症，至少5人死亡前称身体有疾病。一个多月前，湖北省国资委国有企业第三监事会主席王运清跳楼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我很抑郁，抑郁难忍，先走了。”更早些时候，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卫生局局长张柏成跳楼自杀，他同样留有遗书：“我在医院检查有严重抑郁症，非常痛苦，不能吃睡，生不如死。”

　　如今，许燕对这些新闻已经“见怪不怪”，“这还只是被媒体报道出来的，究竟准确数字是多少我们并不知道”。在她看来，因为抑郁症而自杀的案例代表了某种极端的状态，而其大背景是心理健康危机在整个公务员群体中的日益凸显。“看起来这是个人问题，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要真正解决它，仅仅依靠学者或医生的努力，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他们大多在街边电话亭用公用电话做咨询，或者咨询自己子女出现的一些问题

　　最忙的时候，许燕几乎每周都要到政府部门做一次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讲座，不少公务员都是忠实的听众，有些人甚至“从处级听到了局级”。 但饶有意味的是，课程结束后前来咨询的官员并不多，他们的求助方式也独具特点——他们大多在街边电话亭用公用电话做咨询，或者咨询自己子女出现的一些问题。

　　官场里对于“心病”的某种禁忌，是这个特殊群体普遍不愿意坦然问诊或就医的重要原因。“很长时间里我们把心理问题当作态度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觉悟问题，很多人觉得自己觉悟高态度正，他不承认得了病，还有人觉得这是意志薄弱的人遇到的问题，自己不该得的，所以拒绝承认。”曾参与过中组部对后备干部心理调查的清华大学心理系主任彭凯平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