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络上兴起了一场关于“科研是不是要去汉语化”的小规模争鸣。作为问题的提出者，中科院院士、海洋与地球科学领域的专家汪品先教授，就目前国内科学界动辄以英文文献发表为荣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方面会动摇我们的文化自信与文化独立性，另一方面也会使得我们的科学界面临沦为西方学术界的“外包加工商”的危险。同时，他认为汉字的表述潜力，非常可能随着计算机科学的进步而得到解放，因此，国内学者切不可因为“汉语含混、不精密”之类的似是而非的理由，而对母语妄自菲薄。

　　与此同时，华中科技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薛宇则对此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汉语词汇的标准化程度低，用来打造公共学术交流平台具有某些先天不足；加之中国科研队伍的相对规模（和中国人口的总体规模相比）其实是非常小的，即使大家都用英文写论文，也根本不会对汉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构成影响。在他看来，现在中国科技界面临的问题恐怕不是英文文章写得不多，而是英文文章写得还不够漂亮，不足以“以量博质”。他最后指出，学术成果自身的质量，与其发表语言毫无关系，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强调“母语情节”，意义不大。

　　正、反两方面的意见，看来都有一定道理。在哲学上，我们将此类正、反方意见因为都“貌似有理”而引起冲突的情况，称为“二律背反”。不过，若仔细探究一下，双方的议论似乎也都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同时享有东西方思维之红利，才能在科学征途上走得更远

　　汪院士的议论提及了英语霸权背后的经济、政治权力的支撑，并由此认为这种支撑力本身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然而，且不提个体学者区区二三十年的黄金学术生命是否能够等来 “英语国家实力的衰落”，就算能够等来，习惯了字母文字的外国科研人员是否就因此愿意转回头来学习复杂难懂的汉语，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此外，抛开经济、政治等外围因素不谈，英文比法文、德文、俄文等其它西方语言更容易上手（如性、数、格的变化高度退化，单词长度较短，等等），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地球上不说汉语的另外五分之四人口来说，要挑选一种最简易的语言作为跨文化的交流工具，没有理由不去选择容易上手的英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科学家若缺乏够格的英文表达力，难免会为另外五分之四的人类所隔绝，而无法分享全球科技信息大网络所带来的红利。

　　至于薛教授的意见，则似乎有混淆“表达语言”和“思维语言”之间的界限。笔者与薛教授一样，也认为在“表达”的层面上，现阶段的中国学术界还需要进一步修炼英文表述的能力以提高论文在世界舞台上的接受度；但是这并不等于放弃“汉语思维”。

　　中式思维重直观、重隐喻、重发散的特点虽一直遭人诟病，然而，至少在进行“头脑风暴”式的学术构思的时候，这种思维方式未必就不是一种助益。别忘了，门捷列夫同志就是在做梦的时候悟到元素周期表的。当然，传统的中式思维对于直观和联想的过于依赖，的确是对于按部就班的逻辑精神与脚踏实地的实验精神的一种威胁，但是，只要今天的中国科学家能够做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两种“抡板斧”和用“绣花针”的功夫是完全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换言之，笔者认为，如果在构思大思路的时候用尽老祖宗留给我的思维特征的好处，而在求证、筛选构思方案与论文写作的环节上又严格按照西洋学术的标准来精心操作，中国科学家就能够同时享有东西思维之红利，在科学征途上走得更远。

　　按照这个建议，有人可能会问，中国科学家最优秀的科学成果还是用英文写出来的，那么本土杂志谁来扶持？笔者的观点是，杂志是为科学家服务的，不是反之。站在科学家自身的成长角度来看，通过在优秀国际学术平台上的靓丽发表成绩来获取国际范围内的“学术美誉度”，乃是促进其继续进步的重要精神激励因素。对于学者的这一正常的“功名心”，学术管理部门要小心爱护，积极引导，而不要太担心优质学术论文的“流失”。本土科技杂志更应当做的事情，乃是紧紧盯住国内相关科学领域专家在国际前沿科研刊物上的优秀发表成果情况，努力争取高权重影响的工作成绩的衍生性成果能够以中文形式发表，或者干脆改换思路，鼓励学者用汉语写出相关工作背后的直观性基础，以便为汉语圈中的同仁所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