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12月日本安倍内阁上任以来，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和领土争端上采取了极富侵略性的政策，导致中日关系、日韩关系陷入持续紧张的局面。与此同时，中韩关系保持了相对良好的发展势头，中日韩三边关系出现严重的不均衡态势，也使得三国自由贸易区谈判、领导人年度峰会等事项陷入停滞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日韩三边关系的发展必然出现新的动向，中国的相关政策也应当进行适当的调整。

　　阻碍和制约中日韩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的核心因素依然是历史宿怨和领土之争。日本政府对待侵略历史的态度始终牵绊着与中韩两国关系的发展，独岛（日本称竹岛）、钓鱼岛之争也是历史遗留问题的演化。实际上，中日、韩日关系的发展并没有因为历史宿怨而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三国政府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规避或超越的策略来对待历史遗留问题，也促进了相互间关系的发展。但是，安倍政府公然质疑东京审判、参拜靖国神社、发表侵略定义未定论等一系列挑衅性举措显然是在刻意激化与中韩两国、特别是与中国的历史宿怨和现实矛盾，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希望借东亚正在发生的力量格局变动，而从中获取战略利益，以改变自身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东亚格局变化是日本采取冒险和投机政策的主要外部因素，也是中日韩三边关系发展的大环境。中国崛起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成为东北亚乃至整个东亚国际关系的核心。为遏制中国崛起，日本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给予了超乎寻常的支持与配合，甚至超过了美国本身对这一战略的规划设计。日本的战略企图在于：营造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对抗局面，从而以“东方之锚”的作用从美国及其盟友那里换取巨大的政治、经济及安全红利。

　　日本虽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马前卒，但也担心因美国全球领导力下降而逐步形成中美共治东亚的情况导致其被边缘化。日本之所以担心被边缘化和采取冒险政策，其内在原因在于自身发展陷入困境，进入了充满不确定的国家转型期。自二战军国主义失败以后，日本走向了“重经济轻军备”的贸易立国发展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的成功使日本不甘心作政治上的侏儒，从80年代开始寻求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由于日本一直没有进行彻底的历史反省和政体改革，使其在国际上难以得到亚洲邻国的支持；90年代经济神话的破灭更使其国家转型陷入困境。同时，政治氛围的日趋保守化、右倾化推动整个社会和国家“向右转”。日本以政治右倾化为背景的国家转型早已脱离了战后的经济优先模式，国家的内外战略在保守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导致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中日韩合作难以继续取得大的进展，尤其是保守的“安倍外交学”与“安倍经济学”给中韩两国乃至东亚带来了诸多风险。

　　当前中日韩三国合作虽不至于中断或逆转，但中日、韩日间的安全互信正在不断下滑，三边合作机制的运转仅限于文化交流、经贸往来等“低级政治”领域，而且不断受到政治关系恶化的冲击。2013年，中日贸易额同比下降了5.1%，韩日贸易额同比下降8.1%。同期，中韩关系稳步推进。2013年6月，中韩公布了《充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两国不仅进一步深化了经济合作，而且高层互访频繁，政治关系密切，务实性合作不断增加。尽管中韩日都明白改善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鉴于日本在历史认识和领土问题上没有表现出任何诚意，中国非常明确地表明底线，“在历史和领土这两个原则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只有认真清算过去，不再出尔反尔，才能走出僵局，开辟未来。” 朴槿惠总统也再次敦促日本政府“摈弃否定过去错误的态度，能够走上正视历史、和解共赢之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不仅强烈刺激着中韩两国人民的感情，其不遗余力地在东亚制造麻烦、增加地区冲突风险的做法也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对安倍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错误表示遗憾和忧虑，担心日韩关系陷入恶性循环。

　　中国目前的周边环境，虽然面临着与日本对抗的风险，也同样存在着巨大的进取空间。

　　首先，中国可在大战略框架内处理东亚事务，确定在国际关系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功效的国家，并处理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对中国来说，具有这样功效的国家首选俄罗斯和美国。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是中国从陆基走向海基的大陆力量支撑，中国需要继续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强化处理东亚海洋事务的主动权。美国有意识地绥靖日本摆脱雅尔塔体系中的法律责任，以换取日本为其遏制中国“打前锋”，这是鼓励日本冒险的重要原因。20世纪初美国同样的对日绥靖政策不仅使日本成为东北亚抗衡俄国的力量，更使其成为打击美国的力量。中国需要使美国认识到日本在右倾化道路上愈走愈远的危险，一方面避免与美国产生对抗性冲突，另一方面要督促美国约束日本的行为。

　　第二，中韩两国需继续在事务性磋商中夯实双边关系。中日韩三边关系不均衡的发展势头，将使中韩关系与中日、日韩关系形成鲜明对比。长期以来，中日韩三国形成了以首脑会谈和部长级会议为代表的合作框架。事实证明，首脑会谈虽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但无法对国家关系的机制化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务实、常态化的事务性磋商更能增进国家间互信，避免误判引起冲突。中韩两国通过首脑会晤明确两国关系总体发展方向的同时，正在通过务实的行动计划来夯实双边关系的基础，这不仅能真正塑造中韩命运共同体，也为中日韩合作及更广泛的东亚合作树立了典范。

　　第三，中国需要以积极防御的态度应对日本风险。从近二十多年的实践来看，日本已经不可能重回“经济优先”的发展道路，只会继续朝着军事大国、政治大国的方向迈进。右倾化已经成为日本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潮而不仅仅是部分政客的言行。中国应尽快了解适应日本的角色转变，选择相应的对策：政治上，应积极呼吁国际社会防范“危险的日本”。中国在保持对日本极端右翼思想高压态势的同时，也应引导国际舆论鼓励日本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从而抢占国际道义的制高点；经济上，应继续推动中日经济合作。经济合作能够在多个领域为两国带来强劲的“双赢”动力，从而帮助两国应对可能面对的社会与经济挑战；军事上，应增强防卫力量的有序发展，威慑日本军事冒险主义。实际上，中国军备力量的发展和指挥系统的改革不是针对日本，而是伴随着国家崛起自然发生的。但先进武器系统的服役和作战指挥体系的改革（包括海洋执法系统改革）将极大地增强中国的防卫实力和主动权，同时也将不断增加相关国家的竞争成本，从而达到战争威慑目的。

　　当前中日韩三边关系的发展已经陷入瓶颈，其根源一方面在于日本不愿承认中国崛起带来的东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转变，对中日世界第二、三经济大国地位互换的心理不适应，另一方面在于东亚潜在的安全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复合作用下，历史领土争端激化了安全危机，经济危机风险又恶化了历史领土争端。尽管中韩在涉日历史问题上有着共同认识，但从各自利益出发，两国“联合抗日”几乎没有可能。中国只有继续通过深化改革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积极主动地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得到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才是实现中国真正崛起、推动中日韩关系走出困境、促进东北亚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