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成为腐败重灾区是个人素质问题还是政策“不合脚”？中央频频采取应对措施，为何刹不住腐败书记的“自杀”之路？县域之治，难在哪里？

　　2015农历新年的爆竹还没响起，有关县委书记的消息却“不绝于耳”。

　　1月14日，河南省宝丰县县委书记刘书峰被纪委带走调查。同日，安徽省寿县县委书记张绪鹏涉嫌严重违纪被纪委立案调查。而仅仅12天后，据安徽郎溪县政府通报，县委书记邵建华溺水死亡。

　　“人品”往往靠不住

　　县委书记之所以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与其重要地位是分不开的。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以及强固的政治文化传统，县级政府成为“上达天庭、下关民生”的节点。在教育管理和医疗卫生管理甚至土地征收方面，县级政府是最重要的权力主体。

　　“正因为如此，县级政府及其主政长官的权力远非一般的县处级干部可比，甚至上级政府众多更高级别的官员也难以望其项背。”中国海洋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教授郑敬高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

　　“谁不听招呼，我就拆他的位子，搞他的帽子，砸他的饭碗。”“落马书记”朱应求如是说。而河南上蔡县，“落马书记”杨松泉也曾感慨：“没想到县委书记有这么大的权，能管这么多的钱。”

　　如果县委书记的行为失去了规范和约束，县域的治理就等于失去安全保障。反观过去十几年，“白宫书记”“千万县令”“最牛县委书记”“报销王书记”等一系列标签说明，“权力很大”的县委书记更容易“失控”，他们无一不风光一时，旋即却付出惨痛代价。

　　“县委书记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一定程度上还是取决于个人素质。”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如果这个人的权力欲望很重，私心很大，并且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做事情专断武断，那坐在县委书记这把椅子上，很容易腐败。”

　　以涉嫌“卖官”而遭逮捕判刑的湖北监利县原县委书记李吉高，用人方面就非常武断，曾引发监利官员的公开不满，但一句“我不提拔这些人提拔谁”，众官员便噤若寒蝉。

　　“还有一个条件，如果当地的政治生态比较开明，而且长期以来县委班子里面有一种集体决策的氛围，敢于提反对意见，在这种环境中，会抑制腐败现象。但是，仅仅靠‘人品’肯定是靠不住的，我们还是要建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