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显示出了一些新的特点,诸如注重规范性和学术性理论研究;不断创新、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愈益关注现实政治研究等。在新的世纪, 政治学的理论将不断得到创新, 分支学科将有新的发展,更加强化“本土化”,国际交流日趋频繁。 

　　关键词：政治学 中国 20世纪90年代 

　　作者：杨海蛟, 男,1955 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政治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北京100805)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伴随着中国社会全面发展带来的剧烈变革, 政治学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分析、总结这一时期政治学研究的特点, 对于推动政治学研究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政治学自恢复之后,就整体和主流而言, 始终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 在极短的时间获得了勃勃生机, 不仅创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 形成了既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原则, 又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政治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 而且积极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研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一 

　　进入90 年代以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中国社会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际社会两极格局消失之后, 世界正在向多极化发展,各国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为指导, 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用新的眼光,从新的高度重新审视现实政治生活,立足本国, 放眼世界, 对各种政治学研究课题进行了科学的理性分析,在十多年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飞跃, 显示出一些新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注重规范性和学术性理论研究。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完善学科理论体系、规范基本概念、拓展研究领域、丰富和发展基本理论以及变革研究方法。众所周知, 政治学自在中国恢复以来, 经过老一代政治学者的不懈努力,在这几个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 为在更高起点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作为一门科学, 它并没有也不可能中止进一步拓展的脚步。90 年代以来, 政治学理论工作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理论工作者的勇气和胆识,解放思想, 遵循学科发展规律,运用政治学的范畴体系和学科语言, 对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进行了新的论述和大胆创新,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在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基本上抛弃了简单地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作为学术依据的拼凑式的做法, 和凡事都在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论著中寻找答案注解的思维定势,按照学科的内在逻辑结构,根据学科理论体系应有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活生生的现实政治生活的基础上, 在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的结合上,形成解释能力和运用性强,逻辑结构严谨,相对独立的全新的理论体系。特别是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 适应现代化建设的主旋律,以及国际社会交流、合作和竞争的大趋势,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出发,努力建构具有更强吸纳能力和与现实的可交流性, 体现民族智慧和独特风格的理论体系。在对原有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进行理性的批判性改造的基础上,运用理性的思维和方法以及新的语言结构,将传统的形式和内涵更新为体现时代特征和发展趋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的系统和结构, 使其更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进入90 年代以来, 出版的一些教材、论著和论文在这方面都做出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①  

　　在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方面, 基本上开始了用规范的概念和学科语言代替一般的政策性语言, 开始用有处可查的资料论证代替想当然的主观分析, 开始用理性的理论分析代替简单的理论套用② 。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的阐释和论述开始从非此及彼的价值判断的樊篱中解脱出来, 把政治学理论的创新当作学科发展的灵魂和推动力。不仅将此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而且作为服务现实的前提。故而成为政治学学科建设的一种时尚。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政治思想的研究, 虽然也不乏部分研究成果有简单拼凑式的和阐释式色彩, 从邓小平理论当中梳理出一些专题性的论述, 加以排列组合和理论形态化。但更多的则是运用政治学的逻辑思维和范畴体系, 不满足于从其原著中引章摘句, 再加上一些注解和阐释, 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力图挖掘其丰富内涵、珍贵价值和无穷的生命力, 着眼于将其升华为完整系统的原理和知识。特别是更多的学者从政治哲学的高度, 概括、总结邓小平政治思想, 更多地注重其精髓和核心,关注邓小平处理和观察社会问题的方法论, 多角度地阐明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值得重视的是学术界探讨邓小平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内在联系, 发现它们之间具有的共性, 着力弄清楚邓小平政治思想究竟在哪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 显现出邓小平政治思想独有的特色和价值。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宝库。③ 

　　与此同时,从政治学的学科特点出发, 重新探讨了政治、政治学、国家、阶级、政治权力、政治过程、政治文化、政治行为、政治发展等基本概念。在这种探讨过程中, 学术界不囿于原有的结论, 勇于提出新的观点和看法。最能说明问题的例证之一,就是学者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对政治这一范畴进行了新的界定, 不仅继承了政治学恢复以来的成果, 而且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特别是重新释读经典作家的论述, 从方法论方面解决了认识问题。认为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的论述是根据时局需要强调突出某个方面或某个问题,将其提高到政治的高度, 希图以此唤起人们对该问题的重视并着力予以解决。他们并不是有意识地专门对政治的内涵作出学理上的界定。因此,仅仅将经典作家在某种时空条件下的论述当作理论上和概念上的界定作为全部内涵来理解, 就会导致认识上的困惑。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政治应赋予新的内涵, 作出新的界定和阐释。有些学者对既有的十几种概念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理解政治的涵义。④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 学者们普遍认为邓小平提出的政治是关系大局的最根本利益的论断, 不仅提供了人们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政治现象的基本方法, 为进一步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政治的特点和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内容。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观察问题,这一论断无疑确定了政治学的逻辑起点。⑤此外, 对国家、民主、权力、政党等涵义的界定、阐述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市场经济与民主的关系、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国家职能和国家本质等的论述都有新的角度, 并提出了许多新的提法和新的观点。特别令人欣喜的是, 进一步深化了政治学专门理论的研究,对特定政治现象,特定政治领域的理论研究, 有关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进一步丰富了政治学基本理论。 

　　此外,在进一步准确把握西方政治学说基本内容的基础上, 对其展开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一方面跟踪介绍、研究西方国家政治学的各种思潮、流派,彻底抛弃了盲目地致力于抵制和排斥西方政治学的观念和主张,或不顾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对西方政治学流派和思潮推崇备至, 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政治学衡量、审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状况, 并以西方政治学的观点、框架分析、匡正和裁定中国政治学的做法, 正在以广阔的视野和科学的批判精神, 进行深入的剖析, 汲取对中国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创新和发展有益的成份。许多西方政治学的范畴和理论, 诸如结构功能理论、新制度主义、公共选择理论、政治发展理论、政治文化理论、博弈论、政治沟通理论、政策分析理论、行为主义政治学、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等在跟踪研究基础上,其中许多范畴和理论范式被广泛使用, 并得到改造、转换。虽然偶有照抄照搬现象发生,但并不是主流。与此同时, 古为今用, 以史为鉴, 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有些内容展开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逻辑性的挖掘、整理, 努力寻求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政治发展中有一定借鉴意义的要素, 特别是在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等论域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⑥  

　　其次,不断创新、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创新政治学理论、发展完善学科体系、拓展研究领域、创立新兴学科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西方国家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学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研究方法上。从某种意义上讲, 90 年代以来, 我国政治学的创造性成果的形成、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都是通过研究方法的创新实现的。与政治学刚刚恢复时, 从概念到概念、从原理到原理、从结论到结论的演绎推论和价值判断方法, 以及宏观的、静态的、制度、历史分析方法不同,进入90 年代以来, 政治学研究工作者们逐步形成了这样的共识,那就是适应实践的要求和学科发展的需要,为了使理论反映、服务现实, 形成解释性、应用性强的政治学理论,必须顺应科学发展的趋势,遵循学科发展的规律,更新研究方法,改变思维方式,创新研究方法, 从方法论上解决研究方法的问题,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维空间,不断赋予政治学以杨海蛟: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经过多年的尝试, 出现了结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的局面。在这个问题上,以科学的态度牢固树立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基本方法的主导地位, 正确对待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新方法, 在全面分析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前提、具体内容和有关效用的前提下, 积极探求适合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研究方法, 努力达到不同研究方法的结合,防止绝对性和片面化。除了运用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外,开始运用现代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促动政治分析的深化。从90 年代以来所表现出来的情况看, 主要力争实现以下几个结合:  

　　第一,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相结合。从不同的层次审视政治现象,确实存在宏观与微观两个领域。当然二者的区分具有相对性。人们对它们的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由于知识水平和经历的不同, 涉足的程度有很大的不同。近年来学术界的普遍认识是, 凡是主要侧重于揭示政治制度的产生、相互联系和发展变化, 其主要内容是以国家政权为核心展开而形成的理论, 便是宏观政治学,它主要着力于抽象的静态的分析研究。从宏观意义上而言, 政治主要是围绕国家政权而展开的活动, 政治学不能不主要研究有关国家的理论、政治制度和活动以及影响国家活动的各种政治力量、政治机构、政治组织和政治斗争。这种研究方法具有一般性、概括性、抽象性和静态性的分析特点。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政治所具有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 以及政治的形式和内容、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的多样性, 决定了政治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宏观的静态分析上, 这样既不能充分说明或解释政治现象,更不能对出现的政治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从而制约本来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政治学的价值的真正发挥。90 年代以来政治学在加强对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的同时, 拓展自己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开辟新的视角,展开微观研究。在说明各种政治制度的运行过程、途径和程序的同时, 研究政治运作过程中的政治功能, 研究政治行为的心理和文化因素。诸如从人的心理、性格与活动以及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入手, 剖析政治过程等政治现象。对政治参与、政治决策、政治信息、政治舆论以及各种政治运行机制的可操作性研究, 大大拓展了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尤其是通过对村民自治民主选举以及具体案例的考察, 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具体操作性步骤, 使得研究具有具体性、技术性、过程性和动态性特征⑦ 。这种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 为进一步全面、深刻、具体地认识政治现象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新的视角。这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 

　　第二, 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 是政治学研究乃至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在西方国家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中长期居主流地位的规范研究方法, 曾一度被行为主义政治学奉行的经验研究所取代。70 年代以后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的嬗变以及回归国家学派的崛起,标志着规范研究方法的复兴, 并与经验研究方法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代表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最新发展趋势⑧ 。政治学是最具政治性的学科, 政治学理论不可能不带有价值判断,完全与价值无关的政治学是根本不存在的。科学的发展、理论的创立、检验和发展受历史、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的研究,也不符合政治学本身的特性和发展规律。政治学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研究, 受社会的人的态度、情感、兴趣以及意识形态、价值取向、道德标准的影响,无法避免研究者的自我感受和价值介入。研究课题的设计和选择,材料的搜集和取舍,观点的形成和提出,自觉不自觉涉及价值问题。因此,价值研究是政治学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 政治学的规范研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法。当然, 为了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通过吸收当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综合使用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经验研究,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够具有充分解释力的科学也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要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防止将一种方法绝对化, 走向极端。90 年代以来,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在继续坚持经典解释、规范性和定性研究、制度阐释的同时,加强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方法及技术的研究和引进, 借鉴并应用定量分析方法及计算机技术, 特别是重视调查研究。许多学者深入社会政治生活, 采取典型调查法、实证研究法等多种方法, 开展案例分析, 模拟分析、量化分析、模型分析、透析现实政治的实际运作机制和运作过程。基本上做到既不囿于抽象、笼统的定性分析,也避免强调科学方法,忽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的探讨。 

　　第三,显性分析与隐性分析相结合。政治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由各种要素构成,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结构。既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有形的东西, 也有隐藏于人们心灵深处的内在的东西。任何政治行为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和印记。政治要在理论上得到整体再现, 就必须既对有形的要素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把握其内容和形式, 揭示其实质, 发现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同时也要对历史地积淀而成的或人们对现实政治形成的态度、情感和认知、思想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在二者的互动中,充分寻找和解释政治现象的真谛。这种方法的具体运用,目的在于全面理解政治的内涵及其结构以及政治现象变化的内在根据和政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从而多角度审视政治学的底蕴。90 年代以来, 我国政治学界在对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组织等分析研究的同时, 政治文化、政治心理、政治信息、政治意识的研究方兴未艾, 其成果集中地体现在出版的有关专著当中,有诸多的有关隐性政治现象分析的内容。当然, 这种研究和分析方法的运用刚刚起步,有待进一步深化。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90 年代以来,无论在研究过程中使用哪一种方法,从主流上讲, 有深刻理论内涵的研究成果,都贯穿一条主线,那就是努力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始终把政治学的理论研究与直接或间接地服务现实统一起来。既防止脱离实际的纸上谈兵,空洞无物, 也避免缺乏理性分析和理论深度的政策性阐释。从总体而言, 各种方法的使用都力图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化, 都是对当代科学研究的各种新方法经过分析、扬弃后予以使用。总的原则是始终坚持辩证的矛盾分析和哲学法则, 着眼于经济分析,社会阶级、阶层分析, 人民内部政治关系的利益分析, 而不是单纯地、片面地追求某种主义, 效仿某种学派。因而既适应了社会现实的需要,又具有理论深度和理论品位, 尤其是始终保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理论方向。 

　　再次, 研究领域不断拓展。90 年代以来, 既在现有学科体系内开辟了若干分析领域, 又积极展开跨学科的研究。随着学科研究的发展,不仅行政学、中外政治思想史、中外政治制度、国际政治学、比较政治学等主干学科有了长足发展, 而且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 诸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地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发展政治学、民族政治学、政策科学等开始为人们所研究, 并出版了一些学术专著和论文⑨ 。 

　　行政学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 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变革和发展,越来越引起广泛的重视。90年代以来,根据现实需要调整并确定了我国行政学研究的范围和领域,从而有针对性地探讨、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体制改革日益成为行政学研究的中心内容。从理论上,从整体上研究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功能以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与此相联系,对转变政府职能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与此同时对行政体制改革, 以及每项改革方案进行可行性论证。特别是行政学研究逐步向层级化、分科化发展, 不断地将行政学的研究热点推向多元化和系统化, 开展对分支学科的系统研究,诸如行政组织理论、行政发展与行政现代化理论、行政生态理论、行政沟通理论、行政文化、行政民主、行政决策、政府绩效、政府形象、领导科学、行政哲学等的研究。行政学的研究开始从自身发展的需要,与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 移植与融合其他学科的一些相关理论和方法, 寻找适当的结合点,与其他学科从不同角度研究解决研究领域交叉的问题,呈现出渗透性、交叉性和实际操作性的特点。正在突破定义学、分类学等学科的一般模式,加强组织、人事、决策、领导等领域的操作层次和操作技术的研究, 并在实践中发掘新的研究课题, 解决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 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发展政策科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行政学者逐步将研究重心转向政策分析领域,在对西方政策理论的评介、中国政策科学理论专题研究、现行政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社会保障政策、环境保护政策、就业政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反对腐败政策、社会公平与社会分配政策、开发中西部政策、科技兴国政策已经和正在成为研究热点。 

　　改革开放带来了国际政治学突飞猛进的发展。90 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学由侧重于研究国际动态以及对中国的对外政策进行宣传、解释逐步扩大到国际政治研究的许多领域,对国外政治学的流派、思潮进行系统的评析,正确认识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依据国际政治演变和发展的规律, 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斗争服务, 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点。民族主义、国家能力、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国际组织等问题的研究正在迅速展开。 

　　到了90 年代, 比较政治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努力从我国社会变革的需要出发,研究视角发生了一些转移,并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 注意比较研究的系统性和可比性。从目前的情况看, 不仅已经把世界上许多国家纳入研究范围, 而且既有宏观层次的对各种政治体系的性质、特征及其政治变迁过程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比较, 也有微观层次上的对政府机构的结构、职能、权力运作机制以及政党、利益集团等各种政治主体的研究,还有中观层次上关注各主权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实证考察和分析。研究重点由过去介绍政治比较理论范式、研究途径, 逐步转变为创立适合中国情况的比较分析框架。由过去的政治规范、政治原则、政治价值比较, 以及更为复杂、更为细致的政治文化研究不断转向关注经济因素对政治因素的制约。政府与企业关系的研究,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比较研究近年来也构成比较政治学的一个热点, 个案比较、专题研究趋向深入。 

　　中外政治思想史、中外政治制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倍受学者们的重视。90 年代以来, 学术界在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时, 既研究国家和法的理论, 同时对古代政治哲学、治国方略以及政治权术理论展开分析研究, 日益把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同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十分活跃,评析性的研究逐渐取代介绍性、描述性的做法, 思想家传记、辞书相继问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更是丰富多彩, 研究成果除了断代政治制度史、中央政制史、地方政制史以外,政治制度通史方面的学术著作见诸于世。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异军突起, 诸多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理论,完整、科学地论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性质、特点及作用, 为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除此而外, 90 年代以来, 政治学界广泛地涉足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相继出版了政治文化学、政治社会学、集团政治、地缘政治学、生态政治学、权力政治学、政治传播学、民族政治学等方面的学术专著。 

　　最后, 愈益关注中国现实政治问题, 积极推进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 正确地确立了我国政治学的立足点和生长点。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它源于社会实践, 又赖于实践的推动。其价值和生命力之所在, 就在于能够不断解答现实问题。它在现实生活和学术殿堂的地位最终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答现实问题。政治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 理应根植于中国社会这块沃土,运用特有的专业优势, 积极探求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科学答案, 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具体思路、设计方案、寻找对策。90 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理论工作者,以高度负责的精神, 抵制各种干扰和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提高了政治学对现实政治生活的解释力。特别是对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研究和回答。这种研究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 从本土化的原则出发, 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现实发展阶段出发思考问题, 反对脱离实际的奇思异想。古今中外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有特定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如果要获得发展, 发挥作用, 更是要植根本土, 及时吸收本土积累的思想材料和实践经验。然而生活在现实社会的任何一个国家, 都不可能离开国际社会孤立地发展, 特别是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 不同国家和地区联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政治学同样不可避免地要同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交流, 只有适应不断开放的国际潮流,积极地进行国际交流, 才能不断地走向世界。这样就存在一个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问题。我们这里所强调的本土化并不是一概排斥其他区域的先进思想, 而是学科的创新和发展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 要走自己的道路。要充分考虑自己国家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杜绝依据其他国家的理论为标准裁定和匡正中国的现实, 或紧随别人其后亦步亦云。90 年代以来, 政治学更多地着眼于本国国情,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考虑问题。无论是对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论述, 还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完善各种政治制度的对策都坚持一个十分明确的指导思想, 那就是要走自己的路, 绝对不照抄照搬别国的做法, 因而使得政治学研究的成果符合本国的实际, 始终具有本土化的鲜明特色。 

　　第二, 较好地处理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问题。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既要对政治学的发展趋势在现实的基础上有科学的预测, 要发挥理论特有的先导功能, 也要能够关注未来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因而不能不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政治学研究的许多具体问题又是十分现实的,任何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不能超越现有的可能性,各种问题以及各种问题的解决深受各种现有条件的制约, 这就要求政治学的研究不能超越现实, 必须具有现实主义的态度。科学的研究应该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高度统一和完美结合。然而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往往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二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如何?直接影响着政治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90 年代以来政治学对重大问题的研究, 基本上抛弃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既有较明确的目标设计, 也更多地具有务实精神, 主张中国政治问题的解决,诸如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建设、政治发展目标的实现, 都要遵循客观规律, 循序渐进地、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反对任何不负责任的盲目冒进和运用政治运动的办法, 反映了政治学以及政治学工作者正在走向成熟。 

　　第三,较好地将学术性和政治性统一起来。政治学如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 有自己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其研究活动归根结底是要揭示政治现象发生、发展的规律性,为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及其问题提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这就要求必须把政治学作为科学。按照学术活动开展科学、严谨的研究活动,进行理论创新。因而在政治学的研究过程中,任何政治问题都可以成为学术问题。然而政治学的特定研究对象, 决定了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 更集中、更直接、更鲜明地代表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研究所形成的成果, 必然与政治生活紧密相联系, 是对政治生活的理论概括、抽象和升华。因而政治学中的学术性也难以摆脱其政治性。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不仅关系到政治学存在的合法性, 同时也关系到政治学的科学性。90 年代以来, 我国政治学的研究在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显示出较高的艺术。政治学在特定的政治原则下, 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以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进行科学的研究。研究宗旨在于服务、服从于现实政治,服务、服从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既没有简单地就现实政治问题进行政策性解释或空喊口号式地、较为浮浅地重复性地“服务”现实政治。也没有孤立地、抽象地大谈特谈学术性。而是及时捕捉现实政治中的重大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力求为现实政治提供更深层的理论支持和理论服务。为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 提供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和思路。诸如政府机构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结合起来的建议,“一国两制”研究中提出的主权与治权相分开的设想, 国家理论研究中提出的具有多种职能理论的论述, 依法治国, 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理论的提出和论证, 如此等等, 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四,研究的内在逻辑发生了变化,即从批判取向转变为建设取向。一般而言, 政治学演进的逻辑指向变化的原因在于社会现实需求的变化。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任何一种理论思维,都是一定时期的产物, 因而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仅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 而且内容也不尽相同。社会政治现实需要的变化,使得政治学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使命。政治学自诞生以来发展的历史表明上属命题存在的合理性。我国政治学的恢复、重建和发展也正是对社会政治现实需求的回应。90 年代以来, 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变化, 同时经过恢复之后多年的拨乱反正和学术积累, 我国政治学的理论视野、研究范式以及价值取向,都适应时代变革的要求, 实现总体性的转换。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 呼唤着政治学对现实政治的研究将着眼点更多地放在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政治现代化上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我国政治学理论工作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以建设性的心态, 冷静理智地去思考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从研究解决现实问题和现实矛盾出发, 积极探求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反对腐败、转变政府职能、中央与地方关系、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等重大问题的研究, 均带有很强烈的柬言献策的建设性色彩, 明确地将政治学研究的宗旨置于促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基点上。 

　　二 

　　21 世纪的中国社会各方面都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跨世纪的宏伟纲领呼唤着中国的政治学有较大的发展。如何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 充分考虑到在中国政治发展现状及内在要求, 把握政治学的发展趋势,对自觉地推动政治学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地繁荣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对中国政治发展趋向的把握和政治学总体走势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政治学将会有较大的发展。 

　　首先, 政治学的理论将不断得到创新。创新是一个学科充满生命力的关键所在。中国的政治学要想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 要想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有所作为, 要想使学科具有生机和活力,必须强化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通过学术争鸣和理论探讨, 提出新观点,创立新理论。我们之所以认为我国政治学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不断创新理论, 是基于这样的分析:其一, 21 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使得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业和一切领域都将卷入空前的、全方位的知识大革命。前所未有的知识系统总量的扩张和新质的飞跃, 在广度、内涵和外延等方面迅速扩张, 新知识将渗透于各行各业, 这种极强的渗透力日益成为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强大推动力。知识革命的巨浪, 已经和日益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导性力量,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改变着世界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知识革命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 势必带来社会生活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它要求不断提高民族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的提高, 不仅需要以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为基础, 以教育发达、科技领先为先导, 而且要营造发挥人的潜能的环境和氛围, 建构创新体系, 实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倡导和培育创新精神、创新意识。而无论从哪个意义上理解和把握知识的涵义, 都体现为各个领域、各门学科的具体学科。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适应新形势、研究新情况, 结合新的实践,运用新的手段和方法, 吸收和拥有最新的研究成果,加强前瞻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和思考,进行新的概括和总结, 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现实政治生活的要求。如果政治学仅停留在后证性、阐释性上,因循守旧, 势必丧失其导向性的特有功能,也难以揭示现实政治发展的规律, 任何政治问题及社会问题的解决就会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政治学也将失去存在的价值, 更难以有所发展。 

　　其二, 理论创新也是政治学发挥应有功能的必然要求。社会的需要是理论创新的动力。政治学说史的研究表明, 许多理论都是适应时代的要求而创立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表现在所有事关重大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 都与政治结合在一起, 政治日益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显现出来。在此情况下,如何发挥政治的功能, 促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需要政治学理论的支持。社会生活既是丰富多彩的,又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来自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的政治学,必须随实践的发展,进行理论创新。 

　　就国内而言, 理论创新既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政治在与其他领域互动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急切渴求。众所周知,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也是一个社会全面发展的过程。它作为当今社会的最强音和主旋律, 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无论是被视为实践的结果,还是被视为实践的历史过程, 都与有目的的活动分不开, 是一个自觉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社会各系统互动、全面发展的过程。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作为整个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状况是与人类社会政治学理论的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不能断定,理论创新具有决定的意义,但不容忽视的是,随着政治的日益现代化,理论创新的程度已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政治发展目标的选择、确定, 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的配置和组合,政治发展的具体部署,具有主体意识、参与意识、自主意识独立人格的现代人的塑造和培养, 都需要创新理论的支撑, 以便使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更加具有理性的色彩。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深刻的社会变革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 因利益分化和重组而产生的撞击, 不仅直接影响到利益格局的调整, 社会价值观念和生产方式的多样化也会产生许多差异和冲突。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演变等等,都将导致社会政治结构、政治关系的调整,这些矛盾、冲突以及这些矛盾、冲突的调适和解决,都是全新的问题, 既无先例, 也无现成的答案,既有的理论, 在这些问题面前虽未达到无能为力的程度和地步,但已显得苍白无力。政治学的理论创新和发展势在必行。 

　　此外, 根据政治家们和理论界的分析预测,和平与发展仍是21 世纪前期的主题。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 面临的主要课题是,除正确选择和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 加快发展, 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外, 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在当今国际舞台上,为我国在国际范围内的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必须明白的是,尽管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 为所有国家提供了相互交流、学习的极好时机, 但是世界仍建立在享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之上。在国际社会中, 各国的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历史传统、价值取向、道德水准等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 尤其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合理, 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有增无减。在此国际背景下,既要适应世界潮流, 同时也要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 根据既有的各种条件和资源,根据自己的国情, 努力使我国在多极化的世界,在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中能够赢得一席之地。政治学迫切需要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 把握世界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进行理论创新, 在重大问题面前提出正确的方略, 作出科学的回答。 

　　为了实现理论的创新, 必须解放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在这个问题上, 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以此保证理论创新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如果舍弃了这一点,也就丢掉了根本, 会与初衷相悖, 甚至走向反面。同时,必须以科学的态度, 实事求是地审视政治学的既有理论, 积极投入到社会实践中去,深入调查研究, 全面系统地研究生动丰富的现实问题, 时刻关注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 把握其发展的规律性和新动向。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为我们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思想材料, 需要运用政治学的基本原理, 从新的高度, 进行概括和总结,将其提炼、抽象、升华为新的理论。在理论创新问题上,首先要解决学风问题,“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 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根据科学发展规律, 建构既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 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并具有学科特点的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必须正确地有分析地学习、借鉴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 解决既要大胆引进又要反对照抄照搬、食洋不化的问题。 

　　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 务必提倡科学严谨的学风。创新并不是随心所欲, 更不是蛮干胡来。解放思想也必须实事求是, 同时应形成“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和切磋, 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心平气和的学术对话,促进那些经得起实践检验和理论论证的不同学术观点和流派的形成。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 有关政治哲学的研究将形成热潮。政治哲学在社会整合和社会政治发展进程中, 尤其是在社会历史大变革过程中, 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它是以哲学的方式探讨政治价值范畴、政治价值关系论题、政治价值观念演变的规律和走势、理想政治秩序模式以及政治规范的理论基础。政治哲学作为哲学中具有应用性质的一门学科, 是哲学以政治为反思对象, 通过政治现象这一中介或桥梁, 从整体抽象走向局部具体, 从社会一般走向政治个别。政治哲学作为政治学中具有基础理论性质的一门学科,是政治学借助于哲学的全面渗透达到的向哲学意境的全面提升。换句话说,在政治哲学中,人们已经借助于哲学所固有的超越感性表象的理性抽象能力,达到了对政治内在本质和一般法则的超验的普遍理性的认识。政治哲学在认识体系中居于最高层次, 它综合运用哲学理论,从总体上全方位地审视和评价政治现象, 它在整个政治学体系中, 具有基石和指导的作用。它的研究水平和发展状况,标志着整个政治学的发展水平。为了从整体上提升政治学的学术层次和理论层次,增强全社会的政治共识, 实现社会政治运作的有序性。在政治学理论创新进程中,强化对政治哲学的研究时不我待。 

　　其次,分支学科将得到发展, 政治学的研究更具渗透性和交叉性。政治是一个多元的复合存在,要在理论上得到整体再现,并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就必然分化出新的分支学科。特别是随着政治对其他领域的渗透, 政治对社会领域的影响越来越走向全方位性,这就需要从不同角度给予解析和说明。如前所述, 我国的政治学已从基本原理研究扩展到许多重要的分支学科。新的世纪, 政治学研究仍将随着研究热点问题的多元化、研究对象的系统化和研究范围的广泛化,分解出多种分支学科。与此同时,随着科学研究越来越综合化、社会化, 各门学科本身在进一步分化、组合和深化的同时,已经呈现出一种倾向,即因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的同一性, 而导致了各学科正在冲破原有的学科间的壁垒, 互相作用, 彼此融合, 呈现出交叉、渗透和综合集成的趋势。这种趋势集中地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在学科内部,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静态动态、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正在逐渐被综合、系统的方法所取代;二是在学术界,呈现出由单科独进、微观深入, 向从更广阔的视野综合各学科优势, 共同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转变。随着各学科内部各种理论的交叉和联系, 以及其他学科相互作用的进一步增强,彼此联系的日益广泛, 学术研究的社会化趋势更加突出。这就使得政治学研究很容易借鉴和汲取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来研究现实政治问题,这种拓展和交叉对政治学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未来中国政治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发展趋势不断加强,处于这种趋势之下,中国政治学将会出现一系列新的变化, 将更多地与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出现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相互渗透、借鉴和研究领域的交叉重合。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新理论、新观点的形成方式将得到更新,政治学研究的方法更加多样,领域和范围不断拓展, 理论内容更加丰富,出现大量的新兴、交叉、分支学科。当然, 对于中国政治学来讲, 对此种倾向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政治学理论整体水平的提高,既有赖于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但更为主要的是要深入地对政治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对新兴、交叉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必须放在适当的位置, 否则政治学将失去自己独立存在的基础, 游离于其他学科之间。 

　　最后, 更加强化“本土化”的历史定位, 国际交流日趋频繁。政治学如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它的生命力在于对现实政治生活新现象、新态势的关注和研究, 尽管研究者往往声称自己的研究在于揭示政治现象内在的一般规律, 但事实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具体地或抽象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研究的落脚点和出发点置于具体国家的政治现象。因为它的内容和取向总是反映特定阶级、特定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从古希腊政治学到当代各国政治学, 都无一例外地将自己的研究视角聚焦于本国的政治现象。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吸收、借鉴其最终目的仍在于增强本国政治学的解释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西方世界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输入的经济、政治模式实验的相继失败, 也催生了更多的学者开始怀疑和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倾向, 特别是随着各国独立地位的巩固以及解决自身问题能力的大大提高, 都在创立自己的政治学。在开发、利用自己已有政治文化资源的基础上, 以其科学的创造性思维建构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学理论大厦, 维护和指导本国政治实践, 正在成为一种历史潮流。在我国政治学恢复伊始,就确定了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这一目标。这一任务从本质上讲就是要求我国的政治学能够正确地描述并科学地解释我国社会现实政治, 揭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规律, 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 从而指导和引导政治发展。提出这样的任务并不是一种带有情感色彩的文化偏见,也并不是一种盲目排外情绪。而是因为不加分析盲目引进的理论和观点, 有许多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无法反映和指导我国的实践, 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学应有作用的发挥和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当然本土化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封闭式的政治学。正像一位哲人所说过的只有民族的才会是世界的。本土化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的命题, 它要借鉴和学习世界各国政治学研究的一切优秀成果, 将其吸收、消化并以民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并以平等的身份成为世界政治学大家庭中的一员。本土化是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依托和保障,只有如此,才能拥有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安身立命之地。 

　　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的演进, 特别是社会实践对政治学的呼唤,“本土化”更加明确为政治学的历史定位。舍此,政治学不仅难以走向世界,而且因此失去特色, 消失在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的东施效颦之中。 

　　为了更好地适应“本土化”的总趋势, 必须以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对于保证政治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和“本土化”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意义, 也是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关键所在。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进行的,自觉的程度取决于人们对社会发展目标的理想认知和理解程度。而这种认知的获得, 理想信念的确立, 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需要正确理论指导。特别是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具体历史时期, 存在多种客观趋势和可能性, 历史的发展提供的并不是唯一的目标和方向, 需要人们根据既有的条件和自己的信念, 确定自己的态度, 在不同趋势和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这种选择首先就是指导思想的选择。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精神活动过程, 因而更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正确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是社会科学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最优秀的成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基本方法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 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根据新的实践经验, 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邓小平理论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 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 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 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总之, 邓小平理论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时代性的巨大历史性课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 为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纲领、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供了根本保证。党的十五大,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对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作出了新的概括、新的结论, 系统地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制定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 对跨世纪的伟大事业作出了战略部署。政治学工作者只有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 才能做到无论情况多么复杂, 形势如何变化,都能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当然,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并不是教条式地照抄照搬,把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当作现成的公式套用, 以其裁定各种社会现象和历史事实,而是要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善于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政治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根据时代要求,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做到在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内容取向和方法层面上都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使政治学的理论创新充满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 在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研究的同时,尤其要把符合马克思主义和时代精神的内容加以传承、发展, 并与现实政治研究中的创新结合起来, 在坚持中创新,在创新中坚持。与此同时, 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开放的世界使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 不同国家和地区, 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 这就要求政治学工作者必须以全球化意识,研究全球化的政治现象。科学地对待国外政治学研究中发展的新理论、新观点以及采取的新方法, 保证中国政治学研究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起点, 实现一定的超越。 

　　为了实现“本土化” , 政治学研究务必要关注现实。要把现实政治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当作理论创新的思想来源和实践材料。古今中外历史上,政治学是由思想家们在概括和总结政治和社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思维和抽象加工而创立的。未来中国的政治学, 只有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才能使自己的理论价值体现出来。只有深深扎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科学地回答实践中提出来的问题为己任, 才能具有本土化特征, 真正成为经世致用的学问。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我国政治学将与国际交流更加频繁, 逐步走上国际学术论坛,向外国学者介绍我国政治学的研究状况, 同时也及时了解世界各国政治学的现状,在与世界各国政治学的交流和竞争中促进学科建设的发展和研究水平的提高, 确立中国政治学的国际地位, 这也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不可抵挡的潮流。 

　　注释及参考资料:  

　　①李元书:《关于当代政治现状与我国政治学建设的思考》, 《学习与探索》1990 年第5 期。 

　　杨海蛟、程竹汝主编:《现代政治学》, 山西高校出版社1992 年版。 

　　王邦佐等主编:《新政治学概要》,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杨海蛟、韩旭:《重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设想》,《政治学研究》1999 年第2 期。 

　　②林尚立:《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发展20 年》,《政治学研究》1997 年第3 期。 

　　③侯少文:《邓小平的政治观》,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年版。以及《政治学研究》、《天津社会科学》、《政治与法律》等杂志发表的有关方面的论文。 

　　④梅荣政:《试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政治观》,《政治学研究》1996 年第3 期。 

　　刘德厚:《重视对“ 广义政治” 理论的研究》,《武汉大学学报》1996 年第2 期。 

　　林尚立:《中国政治学二十年发展中的若干理论问题》,《政治与法律》1998 年第6 期。 

　　李元书:《什么是政治》,《学习与探索》1997 年第5 期。 

　　倪星:《试论政治学的基石范畴和分析起点》,《探索》1998 年第6 期。 

　　万斌:《政治新论》, 《苏州大学学报》1994 年第4 期。 

　　胡伟、唐贤兴:《论政治》,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高民政、徐琳:《政治科学与艺术》, 西安出版社1999 年版。 

　　⑤杨海蛟:《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贡献》, 《探索》1996 年第6 期。 

　　⑥ 13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 第16 页。 

　　丛日云著:《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 年版。 

　　徐大同主编:《20 世纪西方政治思潮》,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骆沙舟著:《现代西方政治思潮评析》, 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⑦商红日等:《建立微观政治学的构想》,《理论探讨》1990 年第3 期。 

　　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 华中师大出版社1997 年版。以及近年来《政治学研究》、《华中师大学报》、《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等报刊杂志发表的论文。 

　　⑧金太军:《规范研究方法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的复兴及其启示》,《政治学研究》1998 年第3 期。 

　　⑨李景鹏:《权力政治学》,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 

　　肖星编著:《政治地理学概论》, 测绘出版社1995 年版。 

　　刘从德:《地缘政治学》, 华中师大出版社1998 年版。 

　　朱国云编著:《政治社会学概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10刘怡昌等:《中国行政科学发展》, 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 年版。 

　　张志荣、徐功敏:《行政体制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年版。 

　　辛向阳等:《新政府论》, 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 年版。 

　　任晓:《中国行政改革》,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夏书章:《世纪之交行政科学的发展》,《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8 期。 

　　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中国行政管理》1998 年第12 期。以及《求是》、《政治与法律》、《政治学研究》、《党的干部论坛》、《社会主义研究》等杂志发表的相关文章。  

　　11陈振明:《政策科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周树志:《公共政策学》, 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黄强主编:《领导科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12曹沛霖、徐宗士:《比较政府体制》,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吴大英等:《西方国家政府制度比较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 

　　杨祖功等:《西方政治制度比较》,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版。 

　　王长江:《当代政党比较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 年版。  

　　14 15 16 18参见90 年代以来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对国家职能理论、政治发展理论、政治文化理论、政治稳定理论、政治参与理论、民主理论、政治体制改革理论, “ 一国两制” 理论、反对腐败的理论、依法治国理论的研究成果。所涉及成果甚多, 列举一二。 

　　邹永贤主编:《国家学说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王列:《现代国家的政治职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 年第2 期。 

　　王列:《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职能》, 《文史哲》1994 年第6 期。 

　　王振海:《论国家的精神领域及其治理》,《东岳论丛》1997 年第7 期。 

　　刘京希:《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研究概述》,《文史哲》1997 年第3 期。 

　　李元书:《政治发展的涵义、特征和研究意义》,《学习与探索》1996 年第6 期。 

　　桑玉成、袁峰:《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学研究》1998 年第3 期。 

　　周光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十大趋势》,《政治学研究》1998 年第1 期。 

　　王松、孙力:《论中国新时期的政治发展》,《政治学研究》1998 年第4 期。 

　　杨海蛟:《中国近20 年的政治发展》,《政治学研究》1998 年第4 期。 

　　王卓君:《政治文化研究与跨文化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1997 年第6 期。 

　　王卓君:《政治文化研究的学科背景及其启迪》,《东南大学学报》1999 年第2 期。 

　　刘彤等:《论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结构》,《政治学研究》1996 年第1 期。 

　　马文辉:《论政治文化的实质与属性》,《政治学研究》1996 年第4 期。 

　　彭勃:《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理论学习月刊》1997 年第2 期。 

　　孙正甲:《政治文化学概论》,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徐大同:《政治文化民族性的几点思考》, 《天津师大学报》1998 年第4 期。 

　　李元书、刘昌雄:《政治参与:涵义、特征和功能》,《学术交流》1995 年第6 期。 

　　刘昌雄:《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的特征分析》,《探索》1998 年第5 期, 

　　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丁伟志主编:《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稳定》,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王宗礼、谈振好、刘建兰著:《政治稳定研究》,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 年6 月版。 

　　杨志祥、刘剑君:《论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稳定机制》,《政治与法律》1996 年第4 期。 

　　吴志成:《关于政治稳定理论的几个问题》,《湖北大学学报》1997 年第1 期。 

　　杨仁厚:《我国政治稳定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95 年第6 期。 

　　黄文扬主编:《国内外民主理论要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王玉海:《新时期民主论纲》,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徐鸿武主编:《民主政治大视野》,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吴大英、杨海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 年版。 

　　杨海蛟:《论广义的民主》,《学习与探索》1997 年第1 期。 

　　杨海蛟:《论民主的相关性》,《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 年第2 期。 

　　杨海蛟:《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贡献》,《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3 期。 

　　李林、吴章、杨海蛟:《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 期。 

　　聂运麟:《论市场经济对民主政治的功能》,《华中师大学报》1998年第6 期。 

　　公治之:《西方民主的困境及其理论思考》,《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3 期。 

　　应克复:《西方民主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 

　　杨海蛟:《试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1 期。 

　　王邦佐:《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学术月刊》1997年第12 期。 

　　王惠岩:《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 《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6 期。 

　　林著:《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 

　　黄百炼著:《遏制腐败》, 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王沪宁:《中国抑制腐败的体制选择》,《政治学研究》1995年第1 期。 

　　信春鹰:《反腐败之本:约束公共权力》,《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4 期。 

　　杨海蛟:《反腐败的政治学思考》, 《学习与探索》1999 年第2期。 

　　吴大英、杨海蛟:《健全权制约机制》, 《中德行政法现状》, 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 

　　程林胜:《邓小平“ 一国两制” 思想研究》,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 第237 页。  

　　19杨海蛟、韩旭:《知识政治:迈向21 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应当研究的一个问题》,《政治学研究》1998 年第4 期。  

　　20江泽民十五大报告。  

　　21陈闻桐主编:《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引论》, 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22万斌:《政治哲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第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