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上，规则呈现着浓重的工具主义色彩：规则是任制定者操纵的工具，是约束别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古语有云，“法者，治之具也”，这种规则的工具主义理念，可以追溯到我国数千年的人治历史。

　　在封建社会，虽然也存在“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之类关于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朴素思想，但绝大多数的规则是一种人为另一种人制定的。其制定者是相对的少数，在朝堂他们叫“君”，在州县他们叫“牧”，在乡里他们叫“贤”，在家庭他们叫“父”。其遵行者是绝对的多数，在朝堂他们称“臣”，在州县他们称“民”，在乡里他们称“愚”，在家庭他们称“子”。规则居高临下、“教化万民”的施行方式，随“君父们”意志转移而任意改变的解释，造就了民众们对于规则的俯首诺诺以及对规则背后的“人”的顶礼膜拜。在这样的社会中，以是否掌握规则制定权和解释权为标志，社会划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上下、尊卑、贵贱两部分。

　　关于规则的这种畸形人治思维逻辑，渗入几千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组成了民族关于人治记忆的重要部分。

　　当下的中国，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公正和法治的价值观念业已成为全社会共同秉持的理念。但那种以特权为核心的关于规则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本能，仍然难以根除，并且在现代社会，还很可能披着法治的外衣招摇过市。

　　在人治的语境下，渴望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实际是渴望成为规则的操纵者，因而无论这种规则形式上如何公平正义，都脱离不了工具主义的窠臼。这种披着法治形式外衣的人治思维，比起赤裸裸的践踏法治，对人的迷惑性更大，对法治破坏力也更强。因为我们无从知道，表面看似严密的制度规范下面是否隐藏着制定者为自己所留的“后门”；也无从了解，表面秉公执纪、依法办事背后，是否暗含着执法者肆意逾越的狂欢。并且这样的人治思维有着它自己的生长冲动和扩张逻辑，历史一再表明，任何以“法治”为名行“人治”之实的人，在享受不受规则约束的快感的最后，终将受其反噬。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破除规则背后的人治思维，显得尤为紧迫而重要。